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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通訊／2018年6月號
董事長的話――正視下一階段檔案整理的工作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薛化元 董事長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薛化元董事長於4月5日舉辦的「二二八事件失蹤受難者追思紀念會」會中致詞。
二二八事件至今已經71年，本基金會於清明節舉辦「二二八事件失蹤受難者追思紀念會」，舞台背板上有不少失蹤前輩的名字和照片。從當年至今仍沒找尋到他們最後的身影，對家屬而言是心中最大的痛。許多受難者家庭在面對二二八事件中的不幸遭遇，已是場悲劇，找不到受難者最後的身影，更是雙重的傷害。
基金會已經展開二二八事件轉型正義的相關研究，相信在報告中對過去歷史的責任、真相會有進一步的成果，能夠呈現給各位受難者家屬並回應社會的期待；不過，也請關心二二八事件的先進、朋友了解，71年來找不到的，並不能保證在展開的研究中能有所發現；在未來，二二八轉型正義報告的初稿經過審查、修訂完成，才正是轉型正義的開始，而不是結束。相信在國內外關心二二八事件的前輩和相關研究者，及政府機構的推動之下，真相必定會越來越清楚，責任歸屬的調查也將越來越明朗。
而在追思二二八事件失蹤前輩之時，基金會除了針對相關受難者個案，儘可能透過相關檔案進行比對探討外，同時也將針對其他疑似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進行進一步的調查處理。目前將先針對已經出版的官方檔案中，特別是情治單位列冊指名在二二八事件有相關事蹟者，進行資料整理，再調閱其他相關檔案進行比對，希望在今年內可以有相關的成果陸續對外界公布。而針對這些疑似受難者，基金會也將透過真相調查小組的方式，邀集學者專家進行檢視並提供意見，以達儘速公布發表的目標。
至於過去曾請領補償或賠償金的受難者，原本在申請時，本人或繼承者已經提供受難者的相關資料，而基金會在處理補償或賠償事宜時，亦進行了查證與審查的作業，故曾查閱其相關資料，或向各機關探詢當事人的相關記載。但隨著時間過去，2000年以後官方檔案管理制度已經進入新的階段，透過檔案的蒐尋及開放，往往有更多史料出土；為了進一步推動真相的調查（這也是推動轉型正義的重要前置工作），基金會也邀集學者專家一邊調閱新的檔案，一邊在既有的史料基礎上，參考相關的研究成果或口述歷史，針對受難者的生平及基本事蹟進行進一步的補強與整理，再另行邀請學者進行審查，之後將再分批逐步公布。
即使如此，囿於人力、物力及時間，使得相關工作的進展速度不盡人意，但這些歷程是朝向探究二二八真相的重要環節之一，也因此在過往的成果上，持續進行前述的相關工作，使真相調查能有更具體的進展。基金會對此抱持著戒慎恐懼、盡力處理的使命，期待可以完成更多真相調查的成果，作為後續推動轉型正義的重要基礎。
執行長的話---化危機為轉機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楊振隆 執行長
朋友的兒子要去當兵了，他很勇敢的告訴我，他將要為台灣這塊土地去盡他保護國家的義務。
我非常感動，也羨慕他的思維清晰，比起我們這一代，甚至50年之間的許多的世代，都受中國國民黨的欺騙與洗腦，灌輸反攻大陸、殺朱拔毛，而被驅使去做牛做馬，甚至犧牲生命，到最後中國國民黨自己卻去跟它所稱的萬惡共匪搞聯共制台來反噬這塊土地而言，這一代年輕真是幸運多了。
回想那個荒謬的年代，全國浸淫在緊張肅殺的氛圍中，言論被控制，思想要被檢查，匪諜就在你身邊，而警總更是駐紮在每個人的心中，這樣被營造的氣象，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讓中國國民黨可以因此永遠欺瞞真相而長久統治這個國家，壓榨這塊土地與人民，現在的北韓好像也是這樣?!
所幸，時代變了，我們不必再受矇騙，也不必再被無理鎮壓，自由民主是唯一能被接受檢驗的真理，祝年輕人服役愉快。
讓無墓可掃的悲慟能得以被安撫
2018年二二八事件失蹤受難者追思紀念會
追思會中與會家屬及貴賓一同默哀追思失蹤的受難者。
二二八關懷總會潘信行理事長，呼籲民間也應當成立一個獨立，並屬於民間的「民間促轉會」，以便能將社會對於歷史正義及促轉條例的企望與聲音，如實提供予促轉委員會並作溝通之用。
與會貴賓及失蹤受難者家屬們皆於會場台上向失蹤受難者獻上象徵和平的百合花，遞上無限的思念。
4月5日清明節，本該是掃墓祭祖時節，但對於許多二二八失蹤受難者家屬而言更是加倍的感傷煎熬；許多人在71年前因二二八事件無故遭國府軍逮捕，迄今仍不知身於何處、下落不明，家屬至今仍處於「無墓可掃」的傷痛中。為能讓失蹤受難者家屬在清明時節，能對逝者表達追思悼念之意，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與台灣二二八關懷總會於4月5日上午，假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戶外庭園廣場舉行「2018年二二八事件失蹤受難者追思紀念會」，邀請二二八失蹤受難者家屬，共同追思悼念這些無緣再見面的先人們。
追思會上，本基金會薛董事長致詞中指出，今（2018）年基金會將展開轉型正義相關研究和報告，他相信，這份報告一定會針對歷史責任、真相有更進一步的成果，未來二二八事件轉型正義報告的初步完成，只是轉型正義的開始，不是結束，相信在許多前輩、相關研究者及政府等推動下，真相、責任歸屬與追查都會愈來愈清楚。
二二八關懷總會潘信行理事長表示，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對全體台灣而言是一個記憶中不可抹除的創傷與悲痛，二二八關懷總會透過民間組織社會活動，時至今日才盼得促轉條例得以推行，亦不忘呼籲民間也應當成立一個獨立，並屬於民間的「民間促轉會」，以便能將社會對於歷史正義及促轉條例的企望與聲音，如實提供予促轉委員會並作溝通之用。受難者家屬徐世雄先生及李榮昌先生，在代表受難家屬致詞時期待，社會要持續努力發掘真相、修正歷史的錯誤，並將這份任務往後世傳遞，以告慰犧牲者的英靈。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楊振隆執行長於追思會中，以滄桑而富堅毅情緒的嗓音，為大家講述並朗讀韓國傳統歌詩〈牽昧到你的手．牽昧到你的手〉，這首歌詩的內容，主要是講述兒女對父親深厚的情感與無盡的思念，藉以表達對失蹤受難者的懷念之情。朗誦畢後，在佐和著李瑞漢之孫女李慧生女士演奏的SWEET BYE AND BYE琴聲下，楊執行長一一唱誦失蹤者姓名，並在眾人齊聲合唱〈化為千風〉歌聲中，將對先人們的思念及淚水都化作春風、落在土壤裡，並成為溫暖的氣氛，迴繞在我們身邊。
會畢，與會貴賓及家屬們皆依序取了一朵象徵和平的百合花，於會場台上向失蹤受難者們遺像獻花致敬，會後李榮昌先生將所準備的魷魚粥分享給當日與會的家屬，一同追憶感慨著這象徵二二八事件的餐點，也共同期待促轉會的成立及轉型正義報告，能還給台灣社會歷史的真相及正義。（文／蘇奕隆）
和平之花於記憶中綻放
濟州4．3犧牲者70週年追悼式
韓國小朋友於前夜祭中以歌曲追思受難者。
濟州島民及各界關心人士積極參與濟州 4·3 七十週年追悼式。
薛化元董事長代表台灣發表和平宣言。
二戰結束後，臺韓兩國均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人民也暫時擺脫了戰爭恐懼，然而積弊未清，百廢待舉，面對新統治者的到來，歡欣鼓舞的背後，不免帶點些許焦慮。
1947年2月28日，台灣爆發了二二八事件，隔日，韓國濟州島觀德亭前面亦響起了恐怖的槍聲，濟州島民多人遭警察開槍射擊，最後造成了6位民眾死亡，此起「警察開槍事件」為濟州島帶了難以收拾的混亂局面，亦成為隔年濟州4．3事件的導火線。「二二八事件」與「濟州4．3」這二大歷史事件均肇因於官方開槍傷害平民，且二事件爆發後，犧牲受難者眾，其中不乏社會菁英與知識份子等，事件真相亦長期遭禁錮於黑暗中，後經眾人的努力才得以隨著民主化的落實，逐漸揭露歷史的面紗。
本基金會自2007年與濟州4．3研究所簽訂合作備忘錄後，再於2012年與濟州4．3和平財團等韓國相關人權團體於光州簽訂合作備忘錄。基於雙方交流合作的強化，今（2018）年本會受濟州4．3和平財團之邀參加濟州4．3犧牲者70週年追悼式暨系列活動，並由本會薛化元董事長、林黎彩董事與楊振隆執行長等前往參與。
追悼式前晚，主辦單位於濟州文藝會館舉辦「和平之花於記憶中綻放」的前夜祭活動，透過話劇表演、詩文朗誦與歌曲演出等，讓參與者了解認識70年前的歷史，也讓世代之間的歷史得以傳承，並彰顯和平與人權的價值，也是各國努力追求的目標。主辦單位特別安排本基金會薛化元董事長、濟州4．3遺族會梁允慶（音譯）會長與日本沖繩漢拏山會豊海瀬戸（音譯）會長上台宣讀「和平宣言」。薛董事長於「和平宣言」中宣示：「透過轉型正義的推動、尋求歷史的真相來探究責任，更重要的是期待永不再犯」、「期盼藉由此次70週年的4．3慰靈祭，能夠撫慰4．3犧牲者遺族心中的傷痛，並成為和解與共生的借鑒。」
4月3日追悼式當天，韓國總統文在寅特別至濟州島，共同追思70年前無辜犧牲的受難者，這是繼2006年已故總統盧武鉉後，第2度有國家元首來參加濟州4．3追悼儀典。文在寅總統於追悼辭中表示：「身為總統，我要再次向因國家暴力而招致苦痛的各位致上歉意」，文在寅總統亦表示韓國政府未來會積極地就回復名譽、遺骸挖掘、補賠償與設立國家心理創傷中心等工作持續努力，當文在寅總統於致詞中提及前述目標時，現場的受難者家屬與濟州島民便鼓掌應和。當日追悼儀式全程透過韓國公營電視台KBS現場直播，與韓國全國共同追悼紀念。
本基金會希望能藉由臺韓雙方更多樣性的合作交流，共同以「他山之石」引導民眾認知民主、自由與人權的重要性，開啟前往「和平永續」的大道。（文／鄭乃瑋）
轉型正義的路上，借鏡德國經驗
德國史塔西特務檔案局局長來訪
德國史塔西特務檔案局參訪團，包括德國史塔西特務檔案局羅蘭．楊(Roland Jahn)局長(左二前)、德國國會友台小組成員克勞斯．彼德．魏爾喜(Klaus-Peter Willsch)議員(左三前)及外交部隨行人員(左一)與本館楊振隆館長(右二)及相關工作同仁。
當日活動吸引超過150位關心二二八事件史實真相研究的民眾參加。
由文化部邀請安排，德國史塔西特務檔案局羅蘭．楊（Roland Jahn）局長、德國國會友台小組成員克勞斯．彼德．魏爾喜（Klaus-Peter Willsch）議員等一行5人，於5月19日率團參觀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除了館內陳設導覽與業務介紹外，也特別藉此機會就轉型正義與檔案清查相關議題，向羅蘭．楊局長請益，就教於德國經驗。
讓過去式的歷史有現代的真實感
座談時魏爾喜議員提及轉型正義，台灣與德國在歷史上的經歷有些差異：「德國在1945年納粹獨裁國家的瓦解和1989年蘇維埃政府的垮臺後，歷經兩次轉型正義」，德國兩次的轉型都是政治極端的轉變，伴隨著統治菁英集團的瓦解；而「台灣是由一黨獨大逐步走向民主、經濟社會發展的穩定和繁榮」，沒有極遽政經制度的轉型，是台灣和德國相當不同之處；台灣在處理轉型正義的議題上，必須尋求過去統治菁英和現代人民對於轉型正義、歷史真相裡共同的溝通點，有助台灣社會和諧發展。
座談過程中雙方就「如何促進社會共識」議題進行深度討論。台灣社會在面對「轉型正義」有許多聲音，有部分覺得遺忘就好，也有抗拒不承認，而羅蘭．楊局長指出，個人當然有權遺忘，但國家社會有責任讓歷史不被遺忘，可從「動機」的角度著手，創造讓人想要了解自身歷史的動機，即使是過去式的歷史也能有現代的真實感。羅蘭．楊局長也建議紀念館將參觀及活動參與人數作為參考指標，相關規劃能不能引起民眾共鳴，成為未來修正的依據。
對歷史真相的理解 社會公益應優先於個人隱私
二二八及白色恐佈的歷史陰影尚未遠颺，探究真相的過程中難免觸及個人隱私——不論是被害者和加害者，與真相調查的社會公益有所衝突。羅蘭．楊局長借鏡德國的法律制度經驗：當關係到社會公益時，公眾利益優先於個人隱私，也因此如大屠殺等重大歷史事件，加害者和受害者皆公諸於世。不過羅蘭．楊局長仍強調，當然受害者的意願仍是優先考量，在單獨事件中，若無第三方受害者時，即使是學者研究也必須尊重受害者意願，否則不啻與昔日侵犯人權的祕密警察在做一樣的事。
在轉型正義過程中，個人隱私的爭議同樣也延伸至學術研究、爬梳歷史真相的過程，「誰」有權接觸到檔案？羅蘭．楊局長分享德國經驗，對於檔案管理有相當嚴謹及透明的制度，每位想要接觸檔案的人，必須依制度申請及審核，制度也明確規範可公開的檔案項目。從「研究」的角度而論，研究者有特別的權利來翻閱檔案，並決定是否要公佈相關個資；然而考量德國基本法中「祕密通訊自由」的規範，故祕密警察的檔案、電話監聽等記錄僅限相關人士翻閱，若無當事人同意，學者、記者等都無法翻閱。
指出加害者也許有衝突，但才有原諒的可能，更是和解的開始
囿於個人隱私、無法追究加害者責任，二二八事件處於「沒有加害者，只有受害者」的爭議中，羅蘭．楊局長說道，轉型正義是為了社會的和解，知道加害者為何人，才是面對過去的關鍵，也是原諒的開始，過程也許會產生衝突，但也才會創造化解的契機。
台灣歷史上許多的悲劇，多半肇因於「奉上級命令」，德國如何評判類似事件？羅蘭．楊局長回顧德國兩次轉型正義的相關案例，相當多關於「個人責任」和「集體責任」的界線討論；歸類德國社會的共識，「依上級命令執行」不能成為逃避責任的理由，在究責的過程中他們更是小心地去分析當事人及當時的情境：在沒有立即威脅自身生命的情況下，都必須避免侵害到其他人人權，人都有說「不」、作出自主選擇的權利。羅蘭．楊局長認為此類議題不僅是過去，現在仍是進行式，例如國會議員或是軍人的職務權限，都會觸及責任與個人權利的界線。以二二八的例子而言，為何當初的士兵要對人民開槍？他們如果不執行命令，是不是會對自身造成生命威脅？同時羅蘭．楊局長認為這樣的討論有助於回頭幫助民主發展的深化，因為每一個人在做選擇的當下都必須意識到相應而來的責任，並且承擔責任。
羅蘭．楊局長表示二二八相關議題的討論，是基金會及紀念館可以聯結歷史與當下的機會，對於社會而言，議題的討論與理解也是深化民主的一部份，讓公民社會的每一份子對於個人權利與責任都有應當的自覺。（文／羅尹悅）
該改的不只是446條「中正路」
留德博士談《促轉條例》不足，台灣能做的其實更多（下）
高雄大學取得政治法律碩士、目前於德國就讀博士班的講者鄭嘉瑩以「促轉條例通過了，然後呢?」為題，探討台灣與各國的轉型正義過去、現在與未來，吸引相當多關心此議題的民眾參加。
德國史塔西檔案局局長對於真相調查的執行立場表示，公務機關為人民服務，前提是要得到人民的信賴，人民不信任的人當官，政府的公信力將無從建立。（鄭嘉瑩攝）
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家安全部檔案局(BStU)所保存的相關史料。（鄭嘉瑩攝）
「台灣很常提受害者，但很少去提加害者怎麼辦……過了就過了，加害者就放過他嗎？」1月20日下午，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舉辦「促轉條例通過了，然後呢？」講座，探討日前通過之《促轉條例》局限，而於高雄大學取得政治法律碩士、目前於德國就讀博士班的講者鄭嘉瑩借世界經驗指出，現今台灣最缺少的一塊，就是調查「加害者」，將一切攤在陽光下。
「不信任的人當官，政府公信力將無從建立」捷克、東德調查威權政府任職者
世界各國是如何做「轉型正義」的？鄭嘉瑩以捷克為例。捷克於1991年立下國際第一部「除垢法」，旨在檢視過去獨裁時代裡的政府單位的加害者（即台灣俗稱「抓耙子」）是否有資格在新的民主政體下就職、類似政府機關（例如台灣的警備總部）是否應解散，作法上是將整個公務體系裡曾是共產黨的一律開除，確認清白、沒承辦任何爭議案件後，才能在新政府繼續工作。
鄭嘉瑩表示，日前烏克蘭也通過目前國際最新的除垢法，指在「清理公務系統環境下執行公務或因利益加入體制」者，類似台灣所稱「抓耙子」或海外舉報留學生的特務，而過去德國在處理納粹、兩德統一後東德威權統治問題時，也經歷過一波「除垢」，把東西攤在陽光下讓全民共審。
為何需要「除垢」？鄭嘉瑩引述記者林育立過去對德國史塔西檔案局局長專訪，強調「檔案公開」是民族往前走的第一步：「公務機關為人民服務，讓人民不信任的人當官，政府公信力將無從建立。」
鄭嘉瑩指出，即便台灣1980年代解嚴、開始民主化，可能白色恐怖時代的法官、警察到民主時代仍繼續任職，這會是個問題：「台灣很常提受害者，但很少去提加害者怎麼辦……過了就過了，但加害者就放過他嗎？受害者去南門市場買菜看到當初起訴我的檢察官，怎麼辦？他是『清理』沒錯，有些人覺得很殘忍，但好處在於建立『和解』的可能，受害者、受難者家屬才知道過去發生了什麼，而不是真相在哪不知道。」
入獄10數年、年老才知被同學出賣 公佈「加害者」帶來和解可能性
調查加害者的另一個重要目標，便是讓人民清楚知道過去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鄭嘉瑩以紀錄片《Enemy Engagement》為例，主角讀大學時因在課本寫了「民主」二字便入獄10幾年，從來不知道是被誰舉報，直到年老後才有機會看到當年檔案，知道自己是被同學出賣，兩人也進行對話。
該紀錄片主角因入獄而無法讀完大學，出賣他的同學卻因「品行端正」得到進入研究所資格、一路順遂，翻閱8份報告和同學對話時，主角才知道自己當年入獄原因是如此荒謬，就連看報紙碎唸「為何又是共產黨當選，選舉都是打假球啦」，同學都可以立刻抄下來舉報、在沒錄音的情況下當作證據。
「如果沒有公開一切，受害者不會知道當年舉發他的是同學、不會知道這些、不會知道自己被關進去的原因是為什麼，他真的沒有要顛覆國家……」儘管電影結尾主角並沒有得到一句真心誠意的「對不起」，同學仍不覺得自己做錯，只說「如果你需要道歉的話，我可以跟你說對不起」，但鄭嘉瑩強調，「公開一切」是和解的開端。
鄭嘉瑩指出，目前台灣某些民眾想像的轉型正義，認為只要「賠償」、「錢搞定就好」，這是一大問題：「站在未來來看，下一代會覺得我們不負責，有些事情不是受害者而已，加害者的故事、檔案還在、資料還在，應該要公佈。」
「加害者都有名字不是數字，台灣我們都叫人家『抓耙子』，但人家有名有姓，這些人可能現在都在政府機關位高權重……我們都說要搶救受害者、死了故事就沒了，那加害者呢？也許這些人還很年輕，才4、50歲，要不要從他們身上挖出一些故事跟值得思考的問題？」鄭嘉瑩強調。
「面對過去很難看沒錯，但不回頭，無法知道你來自哪裡、過去在哪」
鄭嘉瑩坦承，要調查加害者並不是容易的事，第一問題在於許多加害者還在體制裡，「行政單位回去查自己過去40年前的事情，你有多少勇氣？你能切開嗎？你可能是曾經的執行者，只是你今天不是執行者」；此外，過去檔案保存不完備、連相關檔案在哪都不知道、即便知道也未必能取得，亦是大問題，但若要與過去和解，「加害者」是不可或缺的一塊：「台灣會說『過了就過了』，或是說『清算人家好殘忍』，但如果不做的話就什麼都沒有，永遠一定會有人去提說少了什麼什麼，例如抓耙子，例如單位不小心漂白了，難道大家都不在乎嗎？那我們賠這麼多幹嘛？把《促轉條例》廢了不就好了？」
鄭嘉瑩感嘆，日前韓國電影《我只是一個計程車司機》爆紅，台灣不是沒有這樣的故事，但往往只能羨慕人家能做到，問題出在對過去整理不足：「從根到本像蓋房子，從地基到大樓你都沒有，那怎麼跑出一棟101？」
「面對過去很難看沒錯，但不回頭，無法知道你來自哪裡、過去在哪。」鄭嘉瑩強調，檢討過去不嫌晚，許多國家都是在民主轉型後2、30年才開始面對，「沒有大家想得那麼早，都有一個陣痛期在」，而給出真相以後，台灣才可以在未來去找一種價值共識，而不只是「在教科書上找答案」。（本文轉載自風傳媒／撰稿：謝孟穎採訪中心記者）
了解更多轉型正義議題 www.storm.mg/article/379817
《二二八平反與轉型正義》新書發表會暨座談會，東吳大學法律學系胡博硯教授(左起)、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薛化元董事長、台灣政治受難者協會蔡寬裕理事長及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陳儀深董事一同參與與談。(攝影/黃謙賢)
編者邱斐顯女士透露，大學畢業那年才知道就在家對面的天馬茶房所發生的二二八事件，希望未來能透過全面性的教育讓下一代都清楚明瞭此歷史事件。(攝影/黃謙賢)
李榮昌先生對李藍慎女士的悼念～續篇
李榮昌先生閱讀李藍慎女士生前曾經接受訪問的紀錄。
李藍慎女士（1923-2017）
二二八事件受難者李瑞峰律師的遺孀李藍慎女士於2017年12月6日在美國休士頓Kindred Hospital以95歲高齡辭世，安息於Forest park Westheimer Cemetery，本會延續《二二八通訊》2018年3月號，謹根據其姪子李榮昌先生之口述撰文，以示悼念。
出生於1911年的李瑞峰，畢業於日本中央大學法科，通過高等文官司法科資格考試後回臺開業。1941年經由媒妁之言與李藍慎結婚，並在婚後生了李榮達與李月華。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同年3月10日下午李瑞峰與兄長李瑞漢（1906-1947，日本中央大學法科畢業，曾任臺北市會議員、臺北市律師公會會長）及林連宗（1904-1947，彰化人，就讀於日本中央大學法學部，曾任台灣省律師公會理事長、台灣省參議員、制憲國大代表），在李瑞漢臺北市住宅中，被便衣特務與憲兵告其「長官（陳儀）要請你們去開會」之由而被帶走，從此生死未明。事後根據解密的官方檔案中發現，李瑞漢與李瑞峰被政府當局以「陰謀叛亂首要並強迫接收法院」之名羅織成罪。
面對此重大打擊，李藍慎除感到茫然、哀痛之外，為了肩負家中生活經濟重擔，先後從事織衣、家庭裁縫、家中幫傭等職。1980年，經由友人介紹李藍慎到美國工作，於是母子倆決定移居到美國展開新的生活，其後兒子在休士頓經營餐廳，結婚後並生下一女。在台灣解嚴之後，李藍慎與李榮達除了參與二二八相關活動進行平反，並與其他法界受難者家屬共同捐資成立「二二八司法公義金」，為使台灣司法保障人權以實現公義之目的，期間更透過口述訪問等方式發聲，讓更多人了解二二八事件的歷史真相。
李榮昌對李瑞峰與李藍慎的印象
「我的叔叔李瑞峰考到律師執照後，我的爺爺與父親開始託人替我叔叔作媒，後來經由友人介紹之下就認識了我的嬸嬸藍慎。他們第一次見面是在臺北著名的波麗路西餐廳，見面之後就決定結婚。他們結婚的時候，我們這些小孩子都很高興並吵著說要去看新娘子。婚後，我叔叔和嬸嬸有時候也會來我們家話家常。」李瑞漢的長子李榮昌（1932年出生）憶起過往熟悉片段仍是滿滿溫暖。
但自從李瑞漢與李瑞峰被抓走後，李藍慎與孩子們原本搬來和李榮昌一家人同住，生活可以互相有個照應，可住沒多久她就決定搬回娘家。「嬸嬸離開的那天，我母親叫我陪她坐車回雙溪娘家，但嬸嬸可能也覺得不好意思，所以怎麼也不肯，直說：『你快回去、趕緊回去』。看著她拿著大包小包行李的孤獨身影，直到現在想起，仍是難受忍不住流眼淚。」在李榮昌的印象中，嬸嬸是個安靜、乖巧、身高不高，手藝相當好也會作詩的人，雖然嬸嬸在他面前總是表現勇敢的一面，但相信她心裡必定是非常難過的。
「過去家族可說是過得相當優渥，族兄都是相當優秀的知識分子，可父親與叔叔因二二八事件的失蹤受難，經濟頓時困頓，不只我們家生計產生問題而已，也重創了我嬸嬸家原本平靜的生活，而且她年紀輕輕就遭逢此事，孩子更小，所要承擔的苦難更大，原本是人人稱羨的律師娘，可之後卻要開始學做衣服、幫傭，養活全家，實在是為嬸嬸感到可憐又佩服。」同是二二八受難者家屬的李榮昌更能了解這種無助的痛與女人偉大的堅毅。
「嬸嬸與李榮達到美國定居之後，他與人開了餐廳，開始有了穩定的工作，生活也漸有起色。因為一直保持聯絡，所以如果去美國的話，我一定會去找他們敘敘舊，我記得最後一次和嬸嬸見面時大概是2007年左右。後來得知嬸嬸過世的消息，除了感到哀傷，我們生者也只能安慰想著：『死去終究是人最後必經的過程。』現在能做的，就是我們要繼續平反二二八，真正進行轉型正義，以撫慰像我母親與嬸嬸等過去受此折磨的所有受難者家屬。」對於後事，李榮昌也透過女兒與嬸嬸的孫女表達願意盡最大力量支持的善意。
李藍慎忍受鉅變之痛，獨力扶養兩個兒女長大，2017年12月6日，在丈夫李瑞峰於二二八事件遇害70年之後，高齡95歲的她雖然在美國過世，肉體已逝，然其充滿磨難卻又意志堅強的生命歷程，仍永存於二二八歷史的見證中，為過去受難的時代劃下休止符。（訪問／柳照遠．文／游淑如）
寶島見惡鬼來臨 李家兄弟被帶走
四十五年未見歸 告無門訴無青天
血淚天天流肚裡 天降大禍受飄流
母子三人難維生 狂風吹天涯海角
日夜想思手足情 但願上蒼憐憫生
此詩為李藍慎於1992年6月在Houston所作的詩文，表達二二八事件對她們一家人所歷經辛酸歲月的心情。
《保密局台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一書讀後感
《保密局 台灣站 二二八史料彙編（二）》一書。
王苾芬女士在接受口述歷史訪談中，詳細描述父親王仁厚的遭遇。
屏東市「三四」事變不良份子名冊中，「王仁厚」與「黃宏基」等許多萬丹區鄉人名字皆臚列於名冊上，王仁厚及黃宏基更是被加註為「要犯」，王仁厚的事跡寫道：「暴動時，萬丹區民大會主動者」，黃宏基的事跡寫道:「仝 右(暴動時，萬丹區民大會主動者)」及「暴動嫌疑」。
作者王苾芬為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王仁厚之女，輔大研究所畢業，台灣教育部部定講師，已移民加拿大，曾擔任加拿大維多利亞市台灣同鄉會會長。本文係王女士查詢相關史料，加以比對後提出提出之個人見解及研究，本刊依其意願加以刊載。
2015年9月號《二二八通訊》中，有篇令人矚目的文章〈保密局台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一）新書發表會〉。主編許雪姬教授在新書發表會上講述，如何由中研院等國家機構撥出專款，購買散落民間各處的二二八事件史料，包括當時台灣站保密局人員交互往返的眾多電報與通訊密件，再由許教授召集眾多研究台灣史的學者們，費時多年將之整理、解密，終於彙編成書。拜讀後內心百感交集，因為我的父親王仁厚就是二二八事件受難者之一，雖已由政府頒發回復名譽證書，但加害他的人的名字與身份卻一直被國民黨政權保護藏匿於不曾公開的國家機密檔案中。這謎團教身為受難者家屬的我們一直深感遺憾。
2017年4月我前往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館內「台灣人菁英牆」憑弔父親王仁厚先生及同為二二八事件受害者的二伯父王清佐律師，巧遇紀念館在展示《保密局台灣站 二二八史料彙編》新書第壹至第肆册。詢問館內人員，經電腦查詢後，告訴我：「《保密局 台灣站 二二八史料彙編（二）》的第338、386、387、396、397、410~413頁內都有王仁厚之記載」。承館方厚意，贈送該系列書籍的第二冊給我，詳閱之餘發現該書中有詳述我父親當年二二八事件時被誣陷的所謂「犯行內容」；我恍然大悟，這就是經歷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一家人想要追查的文件：我父親如何被冤屈加害的『官方文件』。
閱讀之下，我的第一印象是書中的所有情治人員在往來的通訊密件中居然情緒性以謾罵、侮辱、輕蔑、歧視之口吻污衊當時台灣社會菁英份子，更捏造各種罪行做為逮捕或槍決他們的口實。
翻閱到屏東「三四事件」之記載，發現該書中有位叫「簡清榆」的蔣氏政權派出的情治人員，即俗稱之特務，屢屢出現在二二八事件慘案的場景中，他積極為蔣家政權蒐集「保密局台灣二二八臺民叛亂屏東市區叛徒名冊」；在屏東市被羅織為首犯暴徒的莊迎和副議長葉秋木兩人，亦即由特務簡清榆和當時屏東市長龔履端提列為「叛亂暴民」而後遭到軍憲逮捕槍決[註1]。
我又讀到特務簡清榆處理完屏東市事件之後，旋即轉往萬丹區公所蒐錄萬丹鄉民「不良份子」名冊[註2]。此刻，赫然發現我父親王仁厚，及離父親的住家不遠處的鄰居黃登雲醫師的獨子黃宏基，及一些我熟悉的萬丹人名，例如我小學五年級導師簡德祥(他是張山鐘的鄰居，為人十分親切和藹的一位好老師)，居然都被當時的萬丹區長「張山鐘」列入「不良份子」名單[註3]。王仁厚和鄉民黃宏基二人更被張山鐘在「不良份子」的欄位上方加註了「要犯」兩個字。閱讀該書又發現書中每有提及張山鐘之事跡時，張山鐘必提及家父和黃宏基欲加害他的行跡[註4]。這使我不得不做出邏輯合理的推斷，張山鐘這居心叵測之徒一直想利用倆位萬丹有名的士紳菁英來為他抬高身價，又想利用二二八事件的混亂局勢，在人民缺乏法治保障人權的時期，他藉機隨意將人誣陷，將士紳通報為「暴民」，圖謀為蔣家政權去除台灣菁英，也為自己立功於蔣家政權。又依據《保密局台灣站二二八史料編彙》所載，每有被情治人員提報為「要犯者」幾乎都遭到蔣軍追緝、逮捕，甚至槍決的下場。試想，我父親與黃宏基被歹毒的張山鐘提報為要犯時，他們的生命已注定懸於一絲，甚或不保的狀況。
特務簡清榆的情治轄區包括屏東市、萬丹、潮州、林邊、南州、東港等鄉鎮，四處蒐集所謂「不良份子」名冊，並且詳細備註性別、年齡、職業、住址、事跡、備考等個資，如此數目龐大的名冊和個資記載，不禁令人懷疑，單憑簡清榆一人之力焉能成事？依常理推斷，地方政府機關必已事先編造名冊就緒，只等候情報頭子簡清榆前來收取名單。而這些「地方不良份子」名單，其實就是國府軍隊進行「清鄉」運動殺戮臺人菁英份子的重要依據。
再翻閱下去，該書第397頁和398頁，有兩段被害人王仁厚和黃宏基兩人，如何被情報人員簡清榆、萬丹區長張山鐘構陷入罪之描述：
1、 特務簡清榆於處理完屏東市「三四事件」後，隨即於3月11日轉往萬丹聽取萬丹區長張山鐘的報告，同時取得萬丹「不良份子」的名單（3月10日簡清榆方處理完葉秋木等人槍決之事）。
2、 張山鐘向簡清榆「告發」王仁厚、黃宏基為萬丹鄉暴亂首謀，曾派義勇青年隊搜索張山鐘家中物品並企圖燒毀。簡清榆逐聽從張山鐘編造之謊言認為王仁厚、黃宏基實與葉秋木串同成伙的萬丹鄉二二八事件的暴亂首謀。
我父親王仁厚與鄉人黃宏基二人為當時萬丹鄉屈指可數的留日歸國知識分子。父親出身萬丹望族，是文質彬彬謙恭有禮的士紳。鄉人黃宏基則有位在萬丹開業行醫的父親。二位士紳自日治時期在地方上就頗受鄉人的尊重，卻也因此惹惱剛崛起政壇、胸懷野心，想盤據整個萬丹鄉地方勢力的區長張山鐘。當國府軍隊發動清鄉運動時，張山鐘立即抓準時機，蒐集萬丹鄉的知識分子及資財豐厚的人士名冊，並特意將王仁厚與黃宏基構陷罪名，以虛搆故事「派青年隊到他家搜索財物並欲燒毀的暴徒」[註5]，促使國府軍隊於「清鄉」運動時持機槍侵入我家，緝捕狙殺家父的恐怖行動；家父在千鈞一髮中脫逃，並逃亡近三個月[註6]。後由家母和祖母向親戚借貸，交出為數可觀的賄款給索賄的軍憲，我父親才得以返家團圓。而黃宏基在其家中遭到軍憲逮捕時，隨即由其父黃登雲醫師繳付鉅款，並當機立斷加入國民黨因而獲軍憲釋放[註7]，從而轉身變成當時國民政府庇護下的國民黨籍地方士紳，參選連任六屆的國民黨籍屏東縣議員直到選債高築破產身亡。
萬丹區長張山鐘在「二二八事件」發生當時，積極配合簡清榆編造萬丹鄉內「不良份子」的名冊，包藏禍心誣陷同鄉菁英，在風聲鶴唳的血腥時局中不但毫髮無傷，日後成為台灣地方自治實施後的第一任國民黨籍屏東縣長。張山鐘這個他自鳴得意的官位其實是以二二八受難者及家屬們的苦痛、血淚換得的。
非常感激海內外關心台灣的仁人勇士，多年來不斷努力爭取二二八事件平反，官方史料的解密和爭取轉型正義的實現。現在只要翻閱這本《保密局 台灣站 二二八史料彙編》，就可讀到「二二八事件」數以萬計血淚斑斑的被害者的真實故事。我父親一向是一位堂堂正正的君子，卻在清鄉運動時莫名其妙被陷害而險遭不測之慘事就赤裸裸地披露於書中。如今老天有眼，受難者家屬終於可以親眼閱讀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也因這本書披露的諸多屏東縣市二二八事件史實，還原了許多當時無辜的冤情，也揭開了這頁台灣悲慘歷史的真實面目。
二次世界大戰的德國納粹迫害、殺戮無數無辜的猶太人，其罪行實無可逭。終戰七十多年來，受害者家屬仍繼續積極地追緝著過往他們親人的加害者，而德國政府更為當年納粹罪行作出真誠的道歉與對被害人做出賠償，這讓我認為台灣社會與政府也應責無旁貸地一方面繼續追查與公佈二二八事件中相關的許多加害人的身分與名字，另一方面還給受害者一個誠心的道歉與賠償，這樣才能真正達到轉型正義的目標。德國政府能做的，台灣政府也應努力以赴啊！
註1：時任屏東市參議會副議長的葉秋木，在二二八事件中被軍憲以謀反罪名逮捕，3月10日那天被軍憲人員先切割耳、鼻、生殖器，遊街示眾後在屏東市鬧區的小圓環遭槍決，詳見維基百科葉秋木條目。（https://goo.gl/Ahk99p）
註2：見P.386, 387，《保密局 台灣站 二二八史料彙編（二）》。
註3：見P.410-P.413，同註2。
註4：見P.397, 398，同註2。
註5：見P.338，同註2。
註6：王仁厚因逃亡，被註記為尚未逮捕；見P.387，同註2。
註7：黃宏基被註記為軍憲釋放；見P.387頁，同註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