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品
二二八通訊／2020年12號
董事長的話「戒嚴法體制與轉型正義的再思考」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薛化元 董事長
轉型正義的工作攸關對過去威權時期歷史的再評價，也因此常被批評為「以今非古」。問題是：對歷史事件做當時歷史時空脈絡的瞭解，固然是歷史研究的基本工作，但僅於此，難道就足夠了嗎？以女人投票權的歷史發展為例，在一百多年前，女人沒有投票權這件事情，很多人大概不會覺得奇怪，可是隨著民主與男女平等概念的演變，現今的我們是絕對不能接受女人沒有投票權這件事情。因此，要認識歷史的真實情況，固然必須了解歷史事件發生時的脈絡，不過也正是了解歷史時間及空間上的限制，才可能對當時時空條件下進行歷史評價。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用現代思維去探討過去的歷史事件，也才能凸顯歷史事件的時代意義。
在現實上，目前台灣轉型正義的重點工作之一，是對戒嚴時期的人權案（事）件，進行真相調查與責任的的探究，卻往往被反對者批評為「政黨清算」。為了正本清源，我們可以先問：如果回到戒嚴體制的脈絡，這些工作是何時應該做的？
首先我們必須了解，當年「戒嚴法」是在訓政、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時代制定與修訂的，根據「戒嚴法」的立法精神，是為了因應戰爭或叛亂等非常情勢的需要。縱使如此，這一部在不民主的訓政時期制定，被認為是容易導致人權遭到侵害的法律，仍明文規定：在戒嚴時期曾遭到軍法審判定讞的人民，「均得於解嚴之翌日起，依法上訴」。所謂「上訴」的規定，主要指的就是前述遭到軍法審判的人民，解嚴後可依法尋求司法救濟途徑，向普通法院要求「上訴或抗告」。而在重新審判的過程中，執法人員必須依正常程序，提供合法的證據史料，讓訴訟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得以閱覽、使用。例如某卷宗裡獲取自白書的正當性以及提供告密者的姓名等，都需要在審判過程中完整提供。而負責審判的法官，也必須根據相關證物，對過去軍法審判重新檢視與再審判。而這樣的確認結果，是最具實質法律效力的平反工作。如果真的能夠依照這樣的法定程序，台灣在平反、追求真相、探究責任歸屬與進行轉型正義的進程或許早在1987年解嚴後即能展開。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當時身為執政黨的中國國民黨在解嚴之前，卻由長期未改選的第一屆立法委員強勢主導通過了「國家安全法」，該法最重要的規定之一即是凍結了「依法上訴」之權。換言之，解嚴後，由於「國家安全法」凍結「戒嚴法」原本規定體制內轉型正義的可能，使司法體系無法重新檢視戒嚴時期遭到軍法審判的平民案件。因此為了彌補他們原本可依法救濟的權利，在1998年制定「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提供受難者相當有限度的補償。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僅對真相的釐清幫助相對有限，對於探究相關案件執行者的責任問題更是難上加難。如今，透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進行平反、撤銷判決及還原歷史真相等工作，在某種意義下，可以說是替當年中國國民黨當局完成它執政所應該負起，卻不願負起的政治義務與歷史責任。
就此部分而言，還不必討論長期戒嚴是否有正當性，也幾乎沒有從民主憲政的價值重新檢視過去非常體制的作為，或許可以視為「戒嚴法」體制內建有限「轉型正義」的實踐問題。相對地，就「戒嚴法」體制而言，此一部分的平反工作，是當年遭到延宕的結果，否則也不必等到「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施行後才來處理。
執行長的話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楊振隆 執行長
又到歲末年底了，今年從年初開始，就因為武漢肺炎疫情肆虐的關係，讓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業務受到重大的挑戰，許多防疫規定增添了不便甚至禁斷。但是，即便如此，我們仍然通過全體同仁的努力與謹慎作為，當然也遵循防疫措施的實行，而使得本館的活動實際上並無受到太大的阻礙。 諸如：中樞紀念儀式以「防疫優先、縮小規模、簡化流程」為原則，順利舉辦。而館內活動，只有新成為固定行事的失蹤者紀念儀式因應家屬叮囑暫緩舉辦外。其他，如真人圖書館、人權電影及座談會，實境教學、人權課程、學術研討會、音樂會……到各項特展等都按計劃進行。即便在館外進行的二二八走讀、家屬撫慰活動、法會、巡迴展、中學校推廣教育……等等也依進程實施。審視本基金會所以能夠在疫情影響下仍然順利推展業務，除了因為一定要遵循政府的防疫措施、防範病毒感染的影響因素外，主要依靠的是同仁們對所負責工作的態度熱誠及思維正確，而且能在困境中展現團隊合作的精神，排除阻礙順利進行工作，這樣的表現令人動容。年度已經來到尾聲，檢視走過的痕跡，心情憂喜參半。希望明年我們也是有如此優良的表現。
讓普世人權之花綻滿於全世界
2020台灣國際人權與轉型正義論壇
本會薛化元董事長致詞
本會楊振隆執行長致詞
李芃萱主講西藏議題
蕭新煌+朱立熙討論韓國如何落實轉型正義
劉致昕主講維吾爾人問題
林保華+梁文韜帶來香港現狀分析和未來可能發展
基金會於2020年11月21日（週六）至22日（週日）假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舉辦「2020年台灣國際人權與轉型正義論壇」，兩日活動邀集相關學者專家，分就民主國家轉型正義實績（以台灣、捷克及韓國為例）及中國人權問題（以西藏、新疆及香港為例）進行實例探究及經驗交流。
論壇活動首日，由基金會楊振隆執行長致詞揭開序幕，第一場由台北教育大學台文所何義麟教授主持及與談，講者為社團法人台灣共生青年協會李思儀理事長，以「台灣青年學生自2013年至今的轉型正義實踐」為主題，以渠等昔日學術的歷史研究經歷，透過青年學生發起的共生音樂節等紀念活動，將既有二二八學術成果轉譯到公共場域，期望將這些資源及能量，以創新的做法形成社會對話，串聯世代記憶及凝聚歷史記憶。第二場論壇主要探討捷克民主轉型的推展及實例。本次邀請東吳大學中東歐研究中心鄭得興執行長闡述「捷克民主之路：歷史記憶與轉型正義」，讓我們了解到捷克民主化後，由歷史正義、司法正義（財產歸還、洗滌法、法責追究等）及社會正義（歷史記憶）等面向實踐轉型正義。此外主持本場的東吳大學中東歐研究中心施冨盛研發長，就與談的過程中，特提出波蘭轉型正義實例，更讓人瞭解自蘇聯解體後，東歐國家民主的經驗與轉型正義的借鑑。第三場論壇由政治大學韓國語文學系朱立熙講師講授「遺忘歷史的民族沒有未來：韓國轉型正義的坎坷路」，並邀請到總統府蕭新煌資政擔綱主持及與談。本主題以韓國4‧3事件為例，說明韓國如何面對昔日威權政府留下的歷史遺緒，如何進行歷史正義、追究責任及司法審判等的轉型正義，成為東亞國家民主及轉型正義的實績。
第二天論壇以中國人權問題為探討主軸，就西藏、新疆及香港人權迫害問題進行研討。本日活動由基金會薛化元董事長開場致詞，緊接著第四場由國際西藏網路李芃萱東亞區域專員主講「西藏所遭受的司法與人權侵害與境外西藏自由運動的聲援」，此外並邀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曾建元副教授擔任主持及與談。本場闡述西藏人民在中國威權政體統治下，遭受當局政策性歧視及系統性壓迫，加以由各人權團體、援藏組織與媒體等所收集的資料中，該政權藉由偵查、審判、執行等刑事司法過程迫害藏人的人權，違反了中國憲法、各種國內法、與中國政府簽訂與核准的國際人權公約。第五場由《報導者》劉致昕副總編輯以其跨國採訪經驗講述「當維吾爾族的人權迫害，不只是『新疆』的問題，表示中國政府在新疆地區對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等少數族裔或是不同宗教信仰者的壓迫，影響已跨越國界，成為國際問題。進而從政治、經濟、人權迫害等面向說明新疆地區再教育營議題，已不只屬於當地的迫切問題。而中國政府利用其影響力滲透國際組織或使其他國家漠視和忽略新疆地區再教育營的做法，國際組織的公信力面臨了嚴峻的考驗。而為讓現場來賓對新疆有更深入了解，擔任本場主持及與談的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蔡長廷博士後研究員，針對今昔新疆的歷史脈絡提供簡明的闡述。最後一場邀請到資深政治評論家林保華先生擔綱主持及與談，並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梁文韜教授講授「美中新冷戰下的香港人權悲歌」，提及香港從英國統治到主權移交予中國始，自由民主的香港已漸成過去歷史，2014年發生爭取實施真普選的雨傘運動與2019年爆發了反送中等事件，香港人權遭迫害暴行至今未停息。而中國政府於2020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簡稱港版國安法）後，正式摧毀了香港最後一絲民主的可能，「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從此走入歷史。
非常感謝與會專家學者、來賓齊聚於兩日論壇共同探討與台灣深切相關的民主與人權議題，雖然台灣在面對轉型正義這進程還有許多關卡需要克服，但我們理解到如果台灣故步自封，終究會被世界人權普世的潮流所淘汰，此外，我們也深知假如只有台灣自己過得好，周圍的地區、國家過得悽慘，台灣也絕對不可能置身於事外的。
審視今日香港，想想明日台灣，台灣加油！（文∕ 賴亮竹、游淑如）
「讓歷史教育的傳承成為可能，親愛的老師」
2020年人權教師研習營
姚孟昌老師講述「進行人權教育所需的關鍵知識」
「從文本中讀出政治」朱宥勳老師.
「電影在歷史詮釋的可能性」徐明瀚老師
「從人權教育之困難說起」林佳範老師
蘇彥斌老師探及拉丁美洲在轉型正義的實績與困境
李榮昌先生與李慧生女士講述李家的生命故事
朱立熙老師以電影分享韓國轉型正義案例
朱立熙老師以電影分享韓國轉型正義案例
今年的二二八人權教師營分為兩梯次分別於2020年11月7、8日辦理，課程規劃以全國高中以下各級學校教師為對象，在講者安排上特別邀請了輔仁大學學士後法律學系助理教授姚孟昌、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陳進金、作家朱宥勳、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程講師徐明瀚、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副教授林佳範、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蘇彥斌、二二八受難者李瑞漢之子李榮昌先生、孫女李慧生女士，以及政治大學韓國語文學系講師朱立熙等學者專家們，為本次人權教師研習營帶來了二二八及人權為主題的課程講授。
整體而言，本次人權教師研習營，除了邀請本會薛化元董事長及柳照遠副執行長替我們活動致詞暖身之外，活動規劃上主要有四大方向：首先為姚孟昌老師為本活動講述「進行人權教育所需的關鍵知識」、陳進金老師的「轉型正義之實踐──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與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以及林佳範老師「台灣的人權教育？──從人權教育之困難說起」等課題，論及如何落實人權、法治教育與透過空間展示來實踐台灣的轉型正義；其次，為朱宥勳老師的「文學的放大／縮小之術──從文學中讀出政治」與徐明瀚老師的「人權電影──台灣電影的歷史創傷（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從文學上的《驚婚》、〈月印〉、〈山路〉、〈槍聲〉、〈調查：敘述〉文本，〈怪獸〉、〈暮沉武德殿〉、〈顛倒歌〉、〈心肝插一刀〉音樂及《悲情城市》、《天馬茶房》、《超級大國民》、《日曜日式散步者》電影等層面討論台灣過往威權政治的面相；三者，邀請二二八受難者後代李榮昌與李慧生父女，講述「阿嬤的眼淚──來不及吃的魷魚糜」，探及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李家的故事，除了藉由每年3月10日熬煮魷魚糜以紀念李家受難日外，並持續追求真相並戮力於將二二八歷史教育傳承予新世代；最後，在國際轉型正義發展的議題上，邀請蘇彥斌老師講述「拉丁美洲轉型正義之經驗（實績與困境）」與朱立熙老師的「從電影看韓國的民主化」，則以韓國及拉丁美洲等國在轉型正義及民主發展上的案例及經驗進行探討及分享。長期以來，本會致力於落實二二八歷史教育及深耕人權普世的和平理念，期透過人權教育的引導及傳承，將歷史經驗及教訓傳遞予各個世代。
在此，要特別感謝今年所有的專家學者以及各位老師一同參與此次活動，希冀未來可以持續舉辦，並邀請現身於教學現場的教師們共同參與人權教師研習活動。或許人權教育的推動至今在種種現實條件下，仍面臨許多挑戰性，但勇敢面對、堅持目標，總會深化它存在的價值與意義，所以，「親愛的老師，我們要一起努力唷！」（文／游淑如）
「二二八校園人權講座（和平高中場）」
二二八家屬演講心得分享
歐素瑛教授向同學分享他長年的研究心得
李榮昌先生口述二二八經歷
學生無不專心聆聽這些血淚歷史
主辦活動人員合影
今日受和平高中的邀請，我與父親來到久違的校園，和同學們分享二二八的歷史和我們家的故事，乘著細雨，走進校園，時值午後，學生們剛用餐完畢，走廊上留有便當飯菜的香味，好陌生，也好熟悉。
抵達教室後，教授二年級歷史課程的陳禎祥老師也帶領著四個高二的班級、七十個學生進入教室，來聆聽父親講述有關二二八的故事，同學們專注地看著父親，我則看著父親的眼神，彷彿回到七十三年前，父親在建中就讀時，同樣的年齡，有著對未來的抱負與好奇。
同場的歐素瑛教授也分享她長年的研究成果，清楚又生動地跟在場的同學講述二二八的歷史，我也有幸跟著同學們又再上了一堂二二八的課程。
父親口述二二八的經歷，同學們的反應，令我驚艷，原來在這次演講之前，同學們已經把我家的故事研究和討論過，也準備了問題要與父親對談，我從心底感動萬分。父親拿著麥克風，我聽到他很有元氣的聲音，講述李家七十三年前的魷魚麋，我回頭望了望同學們，沒有人分心，我知道這是一次成功的演講。
歷史不可以被扭曲，過去臺灣的教育體系，對二二八或是白色恐怖的故事，就像蔣介石的銅像一樣，是非顛倒。如何打入教育體系，讓更多的老師和學生了解這段曾經發生在臺灣的歷史，仍有待我們共同努力，這樣做不是為了分裂族群，也不是意識形態，而是要還原歷史真相。
回家的路上，我開著車和父親討論今日演講的點滴，父親一如往昔地問我：「我今天演講的如何？（台語）」我也一如往昔地回答：「爸爸，你今天講得很好，要繼續把阿公的故事一直講下去。」我望向車窗外，雲中露出了一絲陽光，彷彿在天上的阿公也在微笑。感謝和平高中温宥基校長、陳禎祥老師與和平高中的同學們，臺灣有你們真好。（文／李慧生：受難者李瑞漢孫女、二二八基金會董事）
2020年「二二八追思紀念法會」
本會依《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所定「撫平歷史傷痛，促進族群融合」之任務，且延續受難者家屬敬奉先人及感恩普渡之民間信仰傳統，援例於農曆七月間為二二八受難者英靈舉辦2020年「二二八追思紀念法會」，在6個縣市一共辦理8場追思法會，約有500餘位家屬參與。
本今年由於農曆閏四月的關係，第一場法會由花蓮慈善寺自8月17日（農曆6月28日）開始。本會辦理之臺北主場法會訂於8月22日(星期六/農曆7月4日)，共有約200多位家屬報名參加。為法會莊嚴及交通便利，且需能容納含工作人員共約250人參與，今年一樣在圓山捷運站旁的臨濟護國禪寺舉行。除了法會前日已經有家屬先行抵達祭祀之外，當日亦有家屬因為要上班，7點多就到現場自行祭拜，也有遠從彰化北上參加法會的家屬。
本場法會禮請燈昱法師擔任主法大和尚，帶領負責維那、木魚、司鐺、司鼓、司鉿5位法師，為二二八受難者英靈唱誦金剛經及焰口施食法會，在法師莊嚴及法喜充滿的誦經引領中，家屬們一同齊心為其先人誦經祈祝，法會順利圓滿於牌位焚化後結束。
為使中、南及東部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得以方便就近參加佛寺超薦法會，為其先人追思祈祝，本會援例在花蓮市、臺中市、嘉義市及高雄市四個縣市安排當地家屬習慣參拜及交通便利的佛寺，為其先人於當地佛寺舉辦之梁皇寶懺、地藏或盂蘭盆法會設立超薦牌位。
而暫時安奉於嘉義縣水上鄉嘉雲寶塔及雲林縣古坑鄉崎坪示範公墓的無名二二八受難者遺骸，本會配合於當地安奉處所舉辦之中元法會中為其設立牌位誦經祈祝；並在臺北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內的福德宮設立二二八受難者大牌位，供二二八家屬及民眾祈祝。（文/林昆鍾）
用漫畫學歷史
漫談臺灣系列漫畫與公民教育
張辰漁：「漫畫是個工具，重點是漫畫裡所承載的內容」
學習歷史的方式越來越多元，許多創作者開始跳脫書本上的文字，改以影像、戲劇、漫畫或音樂創作等方式，傳達歷史要警示人們的課題。
本館真人圖書館於9月6日邀請到「世界柔軟數位影像文化」總監張辰漁，以「用漫畫學歷史-漫談臺灣系列漫畫與公民教育」為題，分享他在規劃這套系列漫畫的小故事。其實張辰漁本人就充滿故事，念碩士時半工半讀，做的工作深入庶民文化，包括開過檳榔攤、載客觀光、在工地擔任臨時工的工頭等，這些打工經驗都成為他現今規劃創作的重要養分，讓他的作品深入臺灣在地文化。
「世界柔軟」團隊與前衛出版社合作，目前已經出版了《46：1949白色恐怖的濫觴》與《最後的二條一：1991叛亂的終結》2本漫畫，透過漫畫形式，帶領大眾進入到數十年前的臺灣社會，讓年長者回顧，也告訴年輕人，在臺灣社會變遷的脈絡中，國家制度為社會與個人帶來哪些影響。儘管一本漫畫書讀來不用幾十分鐘，但是製作團隊在背後所投注的心力，卻遠遠超過大家的想像，包括出場人物的刻畫、場景氛圍的描繪與歷史背景的考究等，在在都讓人看到這群年輕人的用心。
尤其與一般認知不同的是，「世界柔軟」團隊在製作《漫談臺灣》系列時，每本漫畫都分別與不同的漫畫家合作，而且還首創臺灣先例，另外找了「漫畫編劇」，讓漫畫家得以減輕必須身兼編劇的重擔。漫畫是個工具，重點是漫畫裡所承載的內容，未來，希望這個系列的漫畫可以成為國高中歷史科的課外讀物，讓更多青年學子瞭解臺灣歷史，也促成臺灣歷史教育的推廣。（文／鄭乃瑋）
「在日」（ざいにち）的文學家
二二八之後的邱永漢與陳舜臣
邱永漢與陳舜臣的生命故事是戰後台灣人的共同回憶，認同危機亦然。
邱永漢與陳舜臣同樣出生於1924年，先後以日文寫作獲得直木賞。岡崎郁子所稱的「台灣文學的漏網之魚」是邱永漢的一面，而投資股票、經營實業則是他的另一面。邱永漢自身經歷的豐富多貌實在不下於他筆下的小說人物，就像陳舜臣的家族故事宛如大時代的縮影一般。
邱永漢最早開始創作的小說，都與二二八事件之後臺灣的政治迫害有關。而他自己當年會離開臺灣，也是因為二二八。生長於戰前日本的陳舜臣，很早就體會到身為殖民地人民的被歧視感。戰後返臺之際，他所期待回歸的美好中國，又在二二八事件當中徹底破滅。
如果我們真的把這些人的成就看作值得分享的榮耀，就該認真地搞清楚臺灣在他們的生命歷程當中，究竟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而實際上，無論是邱永漢、陳舜臣還是王震緒，二十世紀中葉的臺灣及其歷史，都曾深刻地影響這三位文學家的創作與人生。
當邱永漢在寫二二八受難者、以及《濁水溪》裡的「我」的時候，他的小說素材，就是取汲於他在這塊土地上的生活經驗。另一方面，王震緒與陳舜臣的創作，同樣深受他們自身的認同危機所影響，那樣的危機根植於歷史，而臺灣也曾參與了這兩位作家的飄泊，參與在兩人對於自我歸屬的焦慮當中。
Thailand x Democracy
1976法政大學屠殺事件與其後
來賓與主講人分享泰國經驗
聯合國亞洲太平洋總部(曼谷) 顧問黃一展先生為我們介紹他駐在曼谷多年親身見聞的泰國民主發展。
他由今年初泰國開始武漢肺炎疫情前後，泰國政治情勢開始分析。泰王瓦吉拉隆功（King Maha Vajiralongkorn）自疫情開始後一直避居在德國。其實他在留學期間以及王子期間都一直是很有爭議的人物，之所以能當上泰王，跟泰國式的民主政治（常態性的政變）以及軍人想掌握絕對權力有相當的關係。
相應的，泰國的年輕族群也發起對抗“體制”的示威抗議運動，不同於以往的民主化運動，這次的示威運動增加了改革君主制的１０點要求，其中包括：廢除君主誹謗罪法律、憲法賦予的王室權力和估計約４００億美元的王室財產需接受國家控制。泰國民眾公開地質疑君主制，在過去是難以想像的事，但因為泰國國王奢淫的生活方式令支持者也難於為他辯護。
法政大學屠殺事件結束了1973年政治運動爭取到的短暫3年民主時期，重新進入軍政府統治，實行戒嚴。這個事件也就成了一段噤聲的歷史，與二二八事件非常類似的是，事件後經過數十年才打破沉默，且相關紀錄尚未完整呈現。
泰國的憲政體制因為多次政變以及憲改已經變成軍人實際專政的體制，這樣的發展不只不利於轉型正義的探求，更不利於落實民主政治，非常需要外界的持續關心與注意。
二二八與台獨運動
台獨聯盟50週年紀念展
1965年2月26日二二八紀念遊行，由黃有仁（黃昭堂）擔任指揮
在獄中的陳榮芳、張燦鍙、李應元、郭倍宏、王康陸（左至右），照片為探監的田孟淑所趁機拍下
1947年二二八大屠殺之後，台灣島內受到國民黨的極權統治，國民黨亦在海外監控台灣留學生的一舉一動，稍有反對國民黨政權、提出台灣國家想像，動輒得咎成為「黑名單」，而無法回到故鄉台灣。儘管在國民黨監控威脅下，海外台灣青年在受到歐美民主自由思潮的影響，自然而然地反思台灣處境與未來，1950-60年代許多台灣青年在美、日、歐各地成立秘密或公開的台獨組織。1970年串聯海外台灣人成立世界性組織─台灣獨立聯盟。
50年代有陳以德、盧主義等人發起3F（Formosan’s Free Formosa，台灣人的自由台灣），60年代日本王育德、黃昭堂等人發起的「台灣青年社」、1964年林哲夫等人成立的「加拿大人權委員會」、1966年陳以德、周烒明等人號召下成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1967年張宗鼎、張維邦等人成立歐洲台灣獨立聯盟。
1970年代起，全方面的透過組織、倡議、行動、宣傳來對抗國民黨在台灣島內的壓迫。1970年的424刺蔣案、營救彭明敏等秘密行動，1975年在美國各地發動群眾大會，同時間與台灣島內許多民主人權團體溝通，並在80年代台灣美麗島事件時發動海外人權救援，1982年成立美國國會遊說團體FAPA、發行《台灣公論報》、在加拿大成立「台灣人URM訓練營」。
台灣在1987年解嚴後，1988-1992年之間，前仆後繼地「闖關」行動，受到1989年鄭南榕悲壯自焚事件的衝擊，即使被關押亦在所不惜。台獨聯盟所主導的黑名單闖關，也拉抬了九零年代初期台灣島內民主運動的聲勢。
1992年刑法100條修正後，台獨聯盟盟員王康陸、郭倍宏、李應元、陳榮芳、張燦鍙相繼被釋放，台獨聯盟完成遷台。台灣人不再因為主張台灣獨立，因為所謂的「意圖」顛覆政府，而以叛亂罪之名被關押。
台獨聯盟遷台後，在體制內、外共同奮鬥，部分盟員加入政黨運作（民進黨、建國黨）進入體制內改革，擔任幕僚、民意代表、縣市首長等。在體制外，從台灣島內，宣傳「一台一中」、「加入聯合國」、催生「民視」誕生等行動，打破黨國媒體壟斷，到積極前往海外（美國、南美、越南、南非、北非等地）尋求國外友人協助台灣，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成立「台灣安保協會」，促進台灣的國際及區域合作。
1992年刑法100條修正後，台獨聯盟盟員王康陸、郭倍宏、李應元、陳榮芳、張燦鍙相繼被釋放，台獨聯盟完成遷台。台灣人不再因為主張台灣獨立，因為所謂的「意圖」顛覆政府，而以叛亂罪之名被關押。
從1970年至今，台灣認同不斷成長，「一台一中」的倡議亦逐漸成為民意主流。2020年的台灣國家正常化的呼聲越來越高，台美關係、國際參與取得更實質的進展，甚至可能促成台灣國際地位的改變。儘管仍在強大的中國威脅與尾大不掉的中華民國體制下，仍有更多新世代台灣人主動喊出：「我是XXX，我主張台灣獨立！」不同世代攜手捍衛台灣，正走向台灣獨立建國的最後一哩路。（文／黃淑惠‧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組織部）
他們的青春 我們的歷史
二二八與台獨運動：啟蒙與行動」特展
開幕式由「台灣雅歌合唱團」獻唱。該團以認同台灣及疼惜母語的為成立宗旨，期盼經由音樂文化的深耕，將具有豐沛民風特色的「台灣雅歌」拓展至世界的音樂舞台上。
策展人親自解說策展概念以及可以再深入探討的研究方向，期許「台獨運動」能從政治行動領域進入學術領域。
在台灣民族意識之形塑以及國家建構之發展中，1947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及隨後的血腥鎮壓及戒嚴統治可說是戰後台灣人開始思考「台灣人」身分的起點與界線。雖然台灣的學界對於二二八與台灣獨立運動或台灣民族認同之間的關連性存在著不同的主張，然而，在上世紀被白色恐怖所籠罩的台灣島外，的確有一群散居在世界各大洲的台灣青年，他們因二二八而覺醒，從此走上倡議「台灣獨立」之路。
50年代有陳以德、盧主義等人發起3F（Formosan’s Free Formosa，台灣人的自由台灣），60年代日本王育德、黃昭堂等人發起的「台灣青年社」、1964年林哲夫等人成立的「加拿大人權委員會」、1966年陳以德、周烒明等人號召下成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1967年張宗鼎、張維邦等人成立歐洲台灣獨立聯盟。
1970年代起，全方面的透過組織、倡議、行動、宣傳來對抗國民黨在台灣島內的壓迫。1970年的424刺蔣案、營救彭明敏等秘密行動，1975年在美國各地發動群眾大會，同時間與台灣島內許多民主人權團體溝通，並在80年代台灣美麗島事件時發動海外人權救援，1982年成立美國國會遊說團體FAPA、發行《台灣公論報》、在加拿大成立「台灣人URM訓練營」。
從廖文毅、史明、王育德、盧主義等等戰後第一代台獨運動者留下的史料及口述歷史中可知二二八事件的確是促成他們走上獨立之路的關鍵因素。這個共同的歷史經驗創傷以及當代的民族主義思潮讓這群人開始思考自己到底是不是中國人的問題。他們舉辦二二八紀念活動並藉此來凝聚台灣人的認同意識。誠如學者吳乃德所指出的：「此事件（二二八）持續成為台灣民族主義運動最重要的歷史泉源。」由於二二八為海外台獨運動者開展獨立論述、形塑族群意識並召喚行動的共同歷史記憶，因此，本館自八月30日起，於三樓藝文空間推出「二二八與台獨運動：啟蒙與行動」特展，以達推動二二八事件及其相關的歷史教育之效。
由於戒嚴時代的國民黨政府對於政治改革訴求不僅嚴厲打壓，異議者更是動輒軟禁入獄，因此挑戰國民黨獨裁統治正當性的海外獨立運動倡議者無可避免地幾乎都成了有家歸不得的黑名單，其在台的家人亦受到相當程度的監控騷擾。然而，這些被剝奪返鄉權、被國家暴力威嚇的海外台灣人不僅擴大串連，並投身島內政治犯的人權救援、積極與韓國、菲律賓、南非、南美洲等國的流亡團體接觸，結合第三世界國家的反對勢力一起對抗政治獨裁，最後終於讓台灣人民爭自決爭自由的聲音進入華府。
「台獨運動」不僅是台灣人民反抗史的重要篇章，亦為世界反抗運動潮流的一部份。本館除透過文物展覽呈現「台獨運動」與二二八之間的關係外，另舉辦講座與分享會，探討因政治因素被刻意消失於台灣歷史記憶中的人與事，期使國人能反思民主成果之得來不易並珍惜今日台灣所擁有的多元樣貌。（文／王善卿‧作家、本特展策展人）
前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張燦鍙及何康美在早期獨盟歐洲本部使用的油印機前合影。該油印機於1970年代是印製歐台社群通訊《鄉訊》的重要設備，已由何康美捐贈予臺灣歷史博物館以台灣歷史文物典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