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會於2020年3月8日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一樓展演廳，舉辦《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報告稿》新書發表會。會中除了由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代理主任委員楊翠致詞揭開序幕外，更邀集本書作者國史館館長陳儀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許文堂、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蘇瑤崇、國史館修纂處協修吳俊瑩、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林正慧、國史館修纂處纂修歐素瑛、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副教授劉恆妏、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何義麟、政治大學文學院院長薛化元、國史館主任秘書黎中光等專家學者進行交流分享。

楊翠表示，截至目前為止，相信身邊還是有很多人說「二二八事件都過去這麼久了，沒必要再提起吧！」但相信包括我與在場前輩、學者們的想法都一樣，受二二八迫害的不只是受難者本人，受難家屬及其後代也是受難者，如今二二八的受難家屬、家族都還在，而二二八對台灣的影響到現在還沒處理好、真相也還沒說明清楚，我們唯有誠懇的面對過去，才能大步的面對未來，相信這是這本報告稿出版的最大意義。

本書主編之一的陳儀深表示，此報告稿是立基於1992年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與2006年的《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之基礎上，邀集多位研究二二八的專家學者投入本書之撰寫、審訂。在本書中可以了解我們想要討論的不只是受難者本身的二二八，更是我們台灣甚至是國際上的二二八，因此在安排上是包含事件原因、國際因素、國家機器系統、事件衝擊影響、二二八與後續白恐的連續性，以及平反與轉型正義的論述，整體的探討是比較全面性的。另外在撰寫〈二二八事件之原因論述──1947年官方與民間說法比較〉、〈台灣人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兩條路線──處理委員會vs.武裝抵抗〉文中提及，處委會當中有些會扮演搜繳槍械與接管機關的角色，而參與武裝路線者也有願意走談判的路線，各地的反抗方式與情況是不一樣的，不管如何都不應該只看做單一樣貌而做同一解釋。另外必須特別說明的是，當時的受害也不是只有一種被槍決的樣貌，之後被迫噤聲、自新效果及後續白色恐怖的清算也是各種名目的受害情境，而這些都是在探討真相時必須注意的方向。

許文堂在〈二戰後台灣的國際地位與二二八事件前後的國際視角──以英美兩國檔案與輿論為中心〉提及，中國軍隊在美國的協助下占領台灣，然而戰後殖民地領土歸屬處理有一定的規矩，應以1951年於舊金山簽訂的〈對日和平條約〉為依據，在此之前，占領不等於擁有主權。從美國、英國的史料中透露中國占領當局的管理施政腐敗，在爆發二二八事件後的一些殘酷鎮壓，因而有將台澎置於聯合國託管的說法。美、英兩國的重要報紙也反映了這種輿論，指責中國的不良統治，可說是二二八之後美、英等國對於將台灣交由中國統治的疑慮。

蘇瑤崇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軍事部署與鎮壓〉表示，陳儀自事件初始即積極請兵與部署，並非被動鎮壓，且將對內統治方式由平時狀態提升至軍事、備戰狀態，此外也指出事件中軍憲鎮壓的空白授權與枉法亂紀，並認為轉型正義應具體指出與追究事件中各種枉法亂紀之犯罪事實。而〈試論二二八事件中的外省人傷亡〉中可發現當時政府高層蒐集數字資料的不確實，也出現沒有事實根據而刻意扭曲死傷人數之報告。這些由國民黨政府虛構的死傷人數，日後被廣泛地做為政治宣傳，用以激化族群對立與醜化二二八事件，其負面影響至今仍存。事件中，傷害的不只台灣人，外省人同時也是受害者，歷史悲劇實為肇因於政治腐敗，而非源自族群問題。

吳俊瑩在〈二二八事件中海軍的彙報與應處〉文中運用海總部與第三基地司令部等往來電文，說明海軍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而在事件爆發後，蔣介石也下令增派軍艦赴台增防，並指出第三基地司令黃緒虞對高雄煉油廠的肅清須負起責任。而〈歷任總統對二二八轉型正義的作為（1988-2019）〉提及，二二八的轉型正義工作包含究明真相、釐清責任歸屬、對受害者的道歉與賠償、歷史記憶的保存，若從轉型正義工程的深化來看，李登輝、陳水扁20年呈現比較強的連續性，蔡英文則在完全執政下，比較能夠從制度面將轉型正義工作實定法化。在「歷史的政治使用」下，二二八歷史記憶的分歧與對立仍明顯，當民間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與家屬訴求陸續做到後，國家級的轉型正義報告也問世，後續是否可能可以從如何防止不再發生（never again）的角度思考，拉近彼此對二二八的歷史記憶。

林正慧於〈二二八事件中的情治機關及其角色〉中指出，事件中的三大情治機關包括保密局、中統局及憲兵司令部，就情報工作而言，保密局在事件期間輸在失時，然而因在台發展早，而具有較綿密的情報網。就行動工作而言，原只有憲兵及憲兵團所轄之特高組具有行動偵緝能力，而台灣站只具有情報通訊之任務，但經由外延機關而獲得部分行動偵緝能力。相較之下，中統局的台調室因缺乏偵緝職權，常與地方憲兵勢力結合，形成與保密局及警方對立之勢。對蔣介石而言，多種情治勢力存在，使其情報管道不致因特定傳送管道失靈而失效，對於誇大之情報也可互相查證。這些情治人員在事件期間所進行的綿密情報網建置、密裁與暗殺行動等工作，對地方秩序埋下不穩定的變數。此外於〈反抗的起點？──從民間角度看二二八與白恐的歷史連結〉及〈秋後算帳？──從官方角度看二二八與白恐的歷史連結〉提及事件之後，部分台灣人轉往島外，分成傾共與台獨兩種主張，皆以二二八為宣傳號召，島內台灣人亦是如此，也因而遭到判刑、槍決，更甚有親友受其牽連者。執政當局曾在事件爆發後有段寬大包容時期，但因國共內戰失利及韓戰美國的支持，對事件參與者轉成清理與秋後算帳，進而嚴密監偵管考。

歐素瑛〈二二八事件中的縣市長及其角色〉探討事件期間，部分縣市長或躲避逃亡、或與處委會協調、或激烈對抗、或請轄內軍事機關派兵鎮壓等，因應處置方式有所差異，對應之地方衝擊也大不相同。然而不論如何，各縣市長皆無因二二八的爆發與擴大遭受懲處。而〈二二八事件對校園的衝擊〉說明事件爆發後，台北市及鄰近學校宣布暫時停課，學生立即投入抗爭，返鄉的學生或傳布衝突發生的經過，或投入在地各種抗爭行動。事件之後，省教育處著手整肅學風，參與事件或率領學生抗爭的教職人員大都被撤職、解聘，學生大部分都能辦理自首或自新後重返校園，僅少部分被開除學籍或退學，而原本自由的學風也在事件後，政府當局強力整頓及規範下轉趨保守。

劉恆妏在〈二二八事件對司法的影響〉說明受事件衝擊下，有淡出司法體系者，而留下者為求生存亦須學習沉默或放棄部分法治理念。又在事件中因外省籍司法人員遭毆打，亦造成外省籍司法人員離職，然而在忌諱本地人才的情形下，除加速戰後司法的中國化外，引進素質不良甚至不具資格者，亦使戰後台灣司法品質低落，且在二二八事件中處理過程上，種種非法程序與對法治不尊重，影響日後台灣司法獨立的審判文化。

撰寫〈二二八事件對新聞界的衝擊〉及〈海外二二八事件紀念活動之傳播與影響〉的何義麟認為，二二八對台灣最大的衝擊就是失去言論自由，台灣人喪失了媒體的主導權因而噤聲40年，直至1970年代開始才有一些自由的縫隙，並隨著1980年代黨外運動擴展，才逐漸再度於島內提起二二八，慢慢打破禁忌、擁有新聞自由的權利，進而建立民主體制的社會。

薛化元首先以本會董事長的身分向所有參與本書的撰稿者、審訂者以及促轉會、國家人權博物館等單位表達感謝之意。其後透過撰寫〈二二八事件平反運動的歷史考察（1987-1997）〉一文來說明，此運動最初是以民間作為推動主力而展開，在解嚴之前遭到官方多所壓制，直至解嚴後，伴隨台灣自由化與民主化的過程，在李登輝主政時期開始出現轉折，漸受重視。二二八平反運動的過程是代表二二八在台灣的公共領域從噤聲到出土的過程，而這也與黨外運動發展有一定的關係，歷史悲劇有時會促進一些改革的動力，那改革的結果回過頭來會去回應過去歷史悲劇，這是在探討二二八時很重要的課題。

黎中光在撰寫〈大事記〉的過程中，認為從二二八發生前後的時間軸線上來看事件的發生是有其歷史必然性，從事件前的新營事件、員林事件、迎婦產科事件等，事件後如軍隊鎮壓、綏靖清鄉、後續監控等，導致台灣每一個人都「戴上口罩」不敢提及二二八，直至1980年代才慢慢有人公開討論。到現在為止，首先必須肯定很多民間團體、政府單位很努力地進行轉型正義，但整體而言在轉型正義的推動速度似乎還是慢了一些，希望在未來的日子，我們能夠凝聚各方力量與知識而在轉型正義這個目標上繼續有效率的推動。

綜合本書內容主要探討五大主題，一為關於二二八事件的原因論述、國際觀點與應對路線，二為事件中的軍事、情治系統及地方政府的角色，三為事件對司法、新聞界、校園的衝擊與外省人的傷亡問題，四為二二八事件後國家暴力的延續，五為事件後關於二二八的紀念與平反過程。希冀藉此報告稿，能將近年新出土之二二八史料及相關研究成果補入，而讓二二八事件之真相探究及轉型正義之追求持續深化，進而跟上當代追求自由民主的腳步。（文／游淑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