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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通訊／2019年6月號
董事長的話---轉型正義與檔案開放問題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薛化元 董事長
二二八事件發生至今，已經超過七十二年，目前二二八事件轉型正義報告稿的撰寫也正如火如荼地展開。在計畫進行的過程中，發現更多檔案的蒐集與開放。在可預見的未來，對於二二八轉型正義的研究而言這些史料、檔案不僅有其重要性，而且是可能重要的突破點。也就是說透過更多檔案的出土，配合歷史學內部考證、外部考證，再佐以國內外相關檔案，以及口述資料，彼此對照之下，對真相的釐清將頗有助益。正由於直到最近仍找到新的檔案，因此相關的研究與轉型正義的追尋，在轉型報告稿完成之後，將進入另一個階段。就此而言，基金會有關轉型正義的報告研究的完成，不只是提供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撰寫轉型正義報告參考，同時也是促成進一步轉型正義研究的重要的開端。
另一方面，我們卻也看到了檔案開放與史料應用上也有一定程度退縮的狀況。其中在真相的調查與個人資料之間隱私的競合關係，近年來始終在實務進行上無法得到較理想的均衡。換言之，雖然明白皆是公益原則的適用，但是在實務的操作上，卻可以發現：由於對法規或法律解釋的差異，有關單位往往採取較保守的態度。如此，當公益原則碰到個人隱私，常常出現優先保障個資的狀況。不僅如此，在個資保障部分，也比原本個資法的設計保障更多。原本個資法的設計是規定當事人過世後即沒有個資問題，目前在實務見解及引用的解釋方面，則在個資部分必須當事人同意之外，如果當事人過世，必須取得其所有繼承人的同意。而必須取得所有繼承人同意的條件，勢必會造成未來檔案史料開放的困難，如此對於真相的探究將會造成不必要的障礙。以最近某位可能受害者家屬提出檔案閱覽要求，得到的答覆就是：其中部分檔案內容涉及第三人隱私，依「檔案法」第18條第7款、「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第1項第6款及「個人資 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規定，非屬公益必要、非經當事人或其全體繼承人同意或授權者，分離後提供。此外，也有部分研究者指出，原本已經普遍開放使用的史料或檔案，特別是早年各單位基於業務取得所採用的副本，有一些部份在過去已經開放，可是在最近遭到下架或是遮掩。就此而言，可以說是檔案史料開放的一個退縮。
在面對政治檔案或是相關史料開放的問題上，正由於存在法律解釋的差異，實務上已經嚴重影響到史料和檔案的應用。因此，基於轉型正義之研究公益必要，有必要重新檢視相關法規，特別是在如何適用方面，做出適當的見解，是刻不容緩，不容忽視。
執行長的話---讓我們一起擁抱咱的母親—台灣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楊振隆 執行長
在溫馨滿溢的光輝五月裡，到處充滿濃濃的溫暖情意、歌頌偉大母愛之時，所有做子女的除了向生養我們的慈愛母親致謝外，更不要忘記孕育滋養、並激發我們源源不斷的衝勁與動力的母親―「台灣」。
在去年底九合一大選敗選後，台灣本土勢力大挫，這個事實不僅僅是選民結構的問題，同時也彰顯我們努力的還不夠。本土意識能否保住生機，端視本土台灣人民是否還有勇氣、有意志力與中國對抗，看看中國勢力這些年來在這塊土地上的蠶食鯨吞，讓台灣已然身陷困境，而選舉的結果正是警訊。歷史的演進彷彿是一面鏡子，映照著台灣苦難的過去，我們豈能不好好的守護她。
我們希望台灣本土意識應該重新上路，自己要站起來，齊心以堅定意志掃除哀傷、洩氣的陰霾，捍衛自己的家園，台灣才能有出口。儘管有多麼的不甘心，但，與其一味的沉浸在敗選的氛圍裡自怨自艾，甚至怪罪他人而互相攻訐，不如繼續保持昂首向前的姿態，站起身來為台灣做點事，逗陣為台灣打拚。因為我們的共同努力與守護，就會有更美好的台灣。台灣可以繼續向前行。
二二八事件可能受難者名單第二批公布記者會
薛化元董事長致詞
陳儀深副研究員致詞
林正慧助研究員致詞
潘信行理事長致詞
魏瑞明先生分享二二八事件對父親的影響，以及自己對於父親終身不提二二八經歷的理解方式
台灣社會在1947年3月的二二八事件之後不久，經歷了世界最長的戒嚴統治時期，威權統治下的政治氛圍，讓許多親身經歷二二八事件或於此氛圍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對政治產生恐懼，即便本身為受難者，也絕口不提二二八事件經歷或見聞，連帶造成許多二二八事件受難者本身的後代，對於先輩於二二八事件中的受難經歷亦鮮少知悉，這種歷史記憶的斷裂，對於二二八事件真相的挖掘、受難者的賠償以及轉型正義的伸張，並不是好現象。受理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的賠償金申請，固然是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以下簡稱本基金會）歷來主要之職責，然而如何在被動受理賠償案件申請之餘，也採取積極行動，協助民眾探尋、發掘生活周遭親友中，於二二八事件中受害之可能受難者，亦為本基金會在追究二二八事件真相及轉型正義之過程中責無旁貸的工作。
有鑒於此，自2018年起，本基金會邀集專家學者，組成「二二八事件可能受難者清查小組」，針對官方已公開之二二八事件相關檔案中，尚未向本會提出賠償金申請案之「二二八事件可能受難者」（以下簡稱可能受難者），陸續進行名單清查與整理的工作，並分批向社會大眾公告，惟個案是否符合賠償之要件，須依據「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及相關子法之規定，完成審查程序並提報董事暨監察人會議審議決定之。去（2018）年12月25日本基金會初步向社會大眾公告工作成果，召開記者會公布了第一批可能受難者名單（477筆）。
第一批名單公布後，已有若干家屬因見到其長輩列於可能受難者名單中，而向本基金會提出賠償申請。今年3月25日，本基金會再度召開記者會，公布第二批可能受難者名單（338筆）。記者會當天除了本基金會薛化元董事長出席致詞外，也邀請到兩位學者代表，分別為中研院近史所陳儀深副研究員（二二八事件可能受難者清查小組成員、二二八基金會董事）及中研院台史所林正慧助研究員（二二八事件可能受難者清查小組成員），以及二二八事件受難家屬代表潘信行先生（二二八關懷總會理事長、二二八事件受難者潘木枝之子）。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記者會本基金會也有幸邀請到因上述機緣而於第一批名單中發現自己父親（魏主默）也列名可能受難者名單中之家屬魏瑞明，蒞臨記者會現場致詞。
薛化元董事長致詞指出，由於二二八事件受難者是一種法定名詞，須經由申請、審查等程序確認，最後得到賠償或恢復名譽後，才能認定為受難者，因此所謂的可能受難者主要是指經由檔案清查整理，並去除已取得本會賠償或恢復名譽者之名單。若將第一、二批已公布的可能受難者名單一同計入，預計於今年年底前，共計有2,000筆左右的可能受難者名單會公布給社會大眾。薛董事長也藉由此次機會，澄清外界對於本基金會所易產生的「只賠償本省籍人士而未賠償外省籍人士」誤解。薛董事長表示，本基金會的賠償對象台籍人士及外省籍人士都包含在內（本次公布的第二批可能受難者名單亦包含外省籍人士），只是一方面，當年官方在事件發生後不久已有對軍公教人員及眷屬給予撫慰，另一方面，外省籍人士當時在台灣所佔人數也較少，而特別要請大眾注意的是，二二八基金會的賠償對象，主要是針對受國家公權力侵害，導致生命、身體、自由、財產等遭受損失者。
學者代表陳儀深副研究員致詞表示，二二八事件受難當事者不一定會向其後代講述受難情事，因此本基金會主動清查檔案，並透過網路、媒體向社會大眾公布可能受難者名單，主要目的是要讓相關資訊能觸及全台各地，若民眾發現自己的親戚朋友出現在名單中，希望可主動向基金會聯繫，這也是本基金會做此工作最重要的意義。
學者代表林正慧助研究員致詞表示，相較於基金會被動地受理二二八事件受難者賠償申請案件，可能受難者名單清查與公布的工作是採取主動的方式，嘗試將過去塵封在案卷裡的可能受難者挖掘出來，並讓他們有機會獲得平反，這次慢慢地有得到一些回應，這是讓人感到欣慰的地方，但也希望今後接續的幾波名單公布，能讓更多人關注到這件事情，也讓更多名單中的可能受難者最終能獲得他們應有的正義。
潘信行理事長致詞表示，可能受難者名單的清查工作的基礎，是源自政府於2017年12月27日公布施行的《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中，第二條第一款的「開放政治檔案」，可能受難者名單的清查工作，到今天漸漸得到一些初步成果，除了本次記者會所邀請到的可能受難者家屬魏瑞明先生之外，他手邊還有另兩位可能受難者家屬（未克出席）所提供的可能受難者資料，分別是陳文治（第一批名單），以及歐陽可亮先生（第二批名單）。潘理事長並舉自身經歷表示，二二八事件受難者要公開站出來說自己是受難者，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例如自己即便到了1980年代台灣社會開始能夠出現街頭運動之後，也仍是靠著宗教信仰的支持，才漸漸敢承認自己是二二八受難家屬的身分。
記者會特別來賓魏瑞明先生致詞時，分享其身為二二八事件受難家屬的經歷，提及童年時期曾因父親受二二八事件牽連而全家逃難的經驗，然而父親終其一生從未透露他在二二八事件中發生的事，甚至魏瑞明先生行將出國留學之際，在機場向父親詢及此事時，得到的卻是父親一陣痛罵：「小孩子有耳無嘴！長這麼大還不懂！」往後魏瑞明先生逐漸將此事理解為父親的父愛表現，唯恐子女在恐怖的政治氛圍下，因亂說話而步上其後塵。現場有位外省籍來台軍人後代提問，「雖然成長過程中父親都有陪伴著你，但是與父親有關的那一塊很多東西都不在，對你有甚麼影響？」魏瑞明先生亦再度以出國前夕在機場的父子對話回應表示，父親對於二二八經歷的避而不談，他將其理解為父親為了保護兒子所生的一種形狀很奇怪的父愛表現。
本次記者會雖是為公布第二批可能受難者名單而第二度舉辦的記者會，但特別來賓魏瑞明先生的受邀蒞臨，卻使本次記者會別具意義。一方面，魏先生的出席彰顯了可能受難者清查工作，在具體層面上得到了回響；另一方面，由於可能受難者之家屬在二二八事件與一般社會大眾之間，具有中介角色的特性——意即那些如你我一般的社會大眾之中，也可能有許多人的生命經歷曾受到此一時代悲劇影響，而與二二八事件之間存有潛在關聯，只是因為當事人不明所以，而以為自身與二二八事件距離遙遠，因而可能受難者之家屬在記者會中的生命經歷分享，以及與現場其他來賓的對話，使二二八事件之於可能受難者家屬本人乃至之於一般社會大眾產生了連結，對於二二八事件的教育推廣，亦具有正面意義。
迄今為止， 本基金會已公布兩批二二八事件可能受難者名單，合計815筆，後續名單也將在未來清查整理完成後陸續公布，完整名單資訊皆可至本會官網上查閱，若民眾於任一批可能受難者公布名單中發現自己身邊的親戚朋友列名其中，可於2022年1月18日前，由該可能受難者之法定繼承人提出具體受難事證，逕向本基金會提出申請。（文／邱子佳）
戒嚴70年系列活動
台灣的噤聲年代
本館推出「戒嚴70 年：台灣的噤聲年代」系列活動，希冀透過普羅大眾的參與，除了對台灣歷史更加認識之外，也期望台灣主體意識及民主人權能有所覺醒。
導演萬仁分享電影製作經過
林正慧助研究員致詞
陳欽生老前輩講述無故遭逮捕、刑求的受難經過。
蔡焜霖老前輩講述冤獄結束之後波瀾轉折的精彩人生
1949年5月19日陳誠頒布戒嚴令，1949年5月20日台灣進入戒嚴時期，直到1987年7月15日政府宣布解嚴。戒嚴令至今年五月滿70年，在這70年間，無辜人民被政府冠上莫須有罪名遭到監禁或槍決，言論的箝制、語言的限制等等也對台灣本土文化造成莫大的傷害。那宣稱台灣是平和地從集權獨裁專政轉變為民主自由開放國家的說法，事實上是由太多太多的台灣人民以生命、以青春、以血淚換來的。為能讓社會大眾認識這段歷史的真實面貌，並永遠記得這一段台灣民主苦難的歷史，本館特別推出「戒嚴70 年：台灣的噤聲年代」系列活動，希冀透過普羅大眾的參與，除了對台灣歷史更加認識之外，也期望台灣主體意識及民主人權能有所覺醒。
5月5日 228人權影展：《超級大國民》
此部1995年出品的電影，為萬仁導演的作品，與《超級市民》、《超級公民》合稱「超級三部曲」，直到今天仍然是台灣描寫白色恐怖的最經典作品。
本次活動特別邀請到萬仁導演進行映後座談，對導演來說，這三部曲的產生其實是他想要用電影描述身邊聽到故事、看到的真實，並且用藝術的手法展現給觀眾的一種理念，不過，《超級大國民》的出現，讓他看到了很多過去沒有注意到的真實，從中間感受到屬於那個時代的痛苦跟疏離。他也強調了這部影片描述了一個老人的「自我救贖」，最後一段老人與年輕妻子跟女兒的影像是不可能真實再現的，這也是白色恐怖受難者不能再現的青春。
5月11日 真人圖書館： 踏不到的返鄉路—陳欽生的白恐人生
陳欽生，馬來西亞人，1968年考進成功大學化工系，1971年因台南美國新聞處爆炸案被捕，後被判刑12年，分別在景美看守所、綠島綠洲山莊及仁愛教育實驗所服刑。1983年出獄後沒有身份證，政府也因政治理由不准他返回馬來西亞，流浪台北街頭近3年。直到1986年以死脅迫取得身份證後，生活才逐步改善，1988年回馬來西亞探親，現定居台灣
一切都與他無關的台灣政治，無緣無故找上了他，審訊過程中遭受毒打、刑求，調查人員為求得自白書，以刑求逼供，打到內出血、嘔吐出血塊又逼他吞下，那期間的驚恐與顫慄，至今在演講中提到這段歷程，陳欽生前輩的身體仍不自覺地顫抖。在羈押期間自殺過3次，在絕望之中度過12年，出獄後沒有身分證，無法就業、流離失所在龍山寺附近當遊民，但又不敢讓馬來西亞的家人知道，這種種遭遇令聽眾感到揪心，也令陳欽生前輩說到老淚縱橫。
雖然在台灣遭受12年的白色恐怖迫害，但從出獄後至今，這一路以來也受到相當多人的幫助，他也感到相當溫暖並充滿感激。他放棄了重新取得馬來西亞國籍的機會，留在台灣生活，退休後更努力為人權運動打拚，成為昔日曾監禁過他的景美看守所、今日為國家人權博物館景美人權園區的導覽志工，向年輕世代訴說戒嚴時期白色恐怖的歷史。提到轉型正義，對於身為受難者而言，陳欽生前輩至今仍想知道，當初為何檢警要找上他？決策的過程是什麼？是誰下了決定？並特別點出，政治檔案法的提案一直躺在立法院，遲遲未通過，許多當時受難者資料都還由特定機關及政黨所有，相當擔心資料遭到銷毀、許多事實將石沈大海，希望各界能全力督促立法部門早日通過政治檔案法，讓歷史的真相能有撥雲見日的一天。
5月25日 真人圖書館： 我們只能歌唱—蔡焜霖的劫後人生與歷史記憶傳承
2018年8月，本館邀請蔡焜霖前輩講述他在白色恐怖下遭遇的種種血淚交織而成的10年歲月，2019年5月，我們記得與大家的約定，在戒嚴70週年之際，再次邀請到蔡焜霖前輩，講述他獲釋出獄後的人生下半場及對轉型正義的追求努力；同時，在玉山社及作家蔡秀菊小姐合作之下，花了2年時間將蔡前輩的口述歷史彙整出版新書《我們只能歌唱 蔡焜霖的生命故事》，也藉由這個場域讓蔡前輩的生命故事傳承下去。
除了幾位蔡老前輩在綠島的「同學」之外，還有國家人權館陳俊宏館長、玉山社總編輯魏淑貞女士、本會薛化元董事長及楊振隆執行長等人出席，以及老中青三代共100餘人的來賓，擠滿了二樓中央區，大家靜靜地聽蔡前輩訴說著過往種種。
蔡前輩在島上遇到了許多人與事，其中讓他印象深刻的是蔡瑞月老師的舞蹈與蔡炳紅的受難事蹟。出獄後的人生，他歷經了出版業、廣告業，四、五年級生所看過不少的創意廣告，其實都是出自蔡前輩之手。之後他創設了王子雜誌，並且資助紅葉少棒，成為台灣少棒傳奇的幕後推手。他用溫柔的言語娓娓道來，現場的聽眾都跟著前輩的經歷心情時而低迴時而激昂，彷彿親歷了他的生命，也跟著一幕幕的悲喜而感傷了起來。
2小時的時間一下就過了，還有20、30年的故事沒有談到。在退休後的20年裡，蔡前輩用行動跟無數的導覽、演講，傳承了他所看見的歷史，更積極地參與推動轉型正義跟人權的國際交流，這些作為，已經告訴了我們他的勇氣與智慧，還有他對台灣真正的關懷。
5月8～19日 戒嚴令下的禁歌日常：禁歌介紹及禁歌大會考
戒嚴時期的台灣社會，出版及言論都受到箝制，甚至擴及到你我所使用的語言、看的節目及聽的歌曲，雖然政府努力地封殺「無合意閣鑿目」的思想及創作，但台灣人的韌性也相當堅強，以「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方式來保有這些詞曲人的創作及人民的娛樂文化，最明顯的部分就屬戒嚴時期的流行歌曲音樂的發展。
戒嚴時期所查禁的歌曲破千首，從1949年開始、約每10年左右一波的審查，到1978年宋楚瑜擔任新聞局長以系統化的審查方式進行全面性的管制，查禁了許多你我至今都琅琅上口的歌曲，從1930年代的〈望春風〉、〈四季紅〉，戰後初期的〈望你早歸〉、〈補破網〉、〈燒肉粽〉，到戒嚴初期〈底不可飼金魚〉、〈何日君再來〉、〈黃昏的故鄉〉……等等，太多太多的歌曲，不論台語還是華語，皆以無限想像的被迫害妄想症及荒謬可笑的理由禁播禁唱，但民間卻反而是政府愈是查禁唱片愈是大賣，大家愈愛聽，電視不能播就廣播播，廣播不能播就路邊野台戲唱，這些歌曲未因查禁而消失，反而傳唱至今。
從5月8～17日期間，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於臉書專頁每日介紹一首禁歌，除了介紹歌曲創作查禁的演變進化，也介紹一些歌曲的背景及其瞠目結舌又荒唐的查禁原因。5月18、19日二日，剛好是「國際博物館日」及「戒嚴70週年」前夕，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內特別舉辦「禁歌大會考」活動，看似熟悉又簡單的10題禁歌考題，想不到題題都與台灣歷史，甚至是二二八事件息息相關。在此也預告6月30日將在館內舉辦「禁歌音樂會」，挑選1960年代左右的10首知名國台語歌曲，由李筱峰教授主持及主講，黃裕元博士解說歌曲背景，故鄉室內樂團及名歌手金澎現場演出，歡迎民眾踴躍參加。（文／陳文恬、林昆鍾）
「戰後東亞之和平、人權的記憶與表象」論壇
藤野陽平副教授（左），薛化元董事長（右）
Svetlana Paichadze助教授
Jonathan Bull 講師
劉京南研究員
芳賀惠研究員
戰後台灣的人權發展乃至轉型正義問題，並非只是台灣內部的課題，在世界史的脈絡中，也有其不容忽視的意義。為了推廣二二八相關之歷史、法律及人權等議題，及讓國內外相關實務、學術界的專家、學者，透過共同分享、討論其實務經驗和研究成果，以作為本國借鏡與學習方向，本會邀請北海道大學傳媒研究院、5.18民主化運動記錄館、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學術機構的專家學者，在2019年3月29 日假本館一樓展演廳舉辦「戰後東亞之和平、人權的記憶與表象」論壇。
本會薛化元董事長於開幕致詞表示，本次活動除了要感謝國家人權博物館、政治大學文學院等單位協助外，也要感謝白色恐怖受難者蔡焜霖前輩及擔任日語翻譯的龔昭勳先生的幫忙，希望此次論壇能為將來跨國學術交流建立良好基礎，在未來舉辦更多場次的學術論壇。北海道大學傳媒研究院副教授藤野陽平在致詞時，除了表示很榮幸在原為日本時代建築的「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發表文章外，也要感謝蔡焜霖前輩等人促成此次交流，並陪同他們參訪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等重要人權景點。
首先，第一場由北海道大學傳媒研究院副教授藤野陽平、助教授SvetlanaPaichadze及講師Jonathan Bull發表。藤野陽平在〈國家認同在二國之間擺盪的台灣國立博物館－從地圖之表象分析為中心〉中，將台灣的國立博物館分成中國的、台灣的和非常曖昧模糊的三種類型，他認為不確定的「國立」概念和展示，顯示了台灣國家認同的問題，此外，他也對「天然獨」世代抬頭，卻仍使用「國語」、「國旗」感到錯亂。對此，擔任此場主持人的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所長李衣雲亦表同意，「去歷史化」的發展，造就「天然獨」欠缺「我群」的認同，但也以自身經驗，反問是否不會講「台語」，就不是「台灣人」呢？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而Svetlana Paichadze、Jonathan Bull則在〈由「舞鶴引揚紀念館」及「舊北海道政府紅磚廳舍」之展示來看其呈現的國家意識與地方記憶〉中，強調博物館不能只展示官方說法，也要加入當地觀點，以「紅磚廳舍」關於「北方領土」問題的展示為例，不應只做帶有政治宣傳的所謂「四島返還」的展示，而避開當地居民、特別是朝鮮人觀點的描述。李衣雲對此評論，從日本國立博物館的展示中，朝鮮人的歷史被刻意去除，即可看出日本從未認真面對其戰爭責任，及在帝國統治下殖民 地人民的境遇。
第二場由北海道大學傳媒研究院研究員芳賀惠、5.18民主化運動記錄館研究員劉京南發表，聚焦討論韓國的「光州事件」。芳賀惠在〈由韓國電影中對「光州事件」的表現來看記憶之重構嘗試〉中指出，韓國電影對於「光州事件」的表現，從1980年代末期，與民主化運動結合，帶有控訴、抗爭、啟蒙的意義，到1990年代後半，刻意與政治切割，改以藝術方式表達，再到2000年後半，除了正面面對事件，表現方式也更加多樣化，特別是2017年這部《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電影，以局外人方式作切入的方式，更創下千萬人觀看的紀錄。面對台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副教授王恩美主持人的提問，「台灣同樣有經歷人權迫害的現代史，但相較之下，為何韓國能不斷製作這些廣受歡迎的電影？」芳賀惠表示，韓國製作水準高，政府也大力鼓勵電影生產，但台灣也有這麼多的故事，她希望今天分享的韓國經驗，將來能在台灣開花結果！劉京南則在〈5.18民主化運動之展示及記憶共享〉中提到，從幾個相關紀念館的展示中，可以看出所謂的世代差別，即5.18當事者、家屬，和下一代的年輕人之間，因為對於事件的解釋不同，而有相異的表現方式，例如年輕人希望將跟民主化相關的同性議題納入5.18紀念中，卻遭到老一輩的當事人反彈等等，他認為為了降低彼此距離感，雙方都要努力。他並強調，單一記憶要如何轉化成國家記憶，以及未來應該如何展示等問題，都需要大家共同來思考。針對王恩美老師「5.18是國家暴力造成的事件，但現在國家卻成為紀念事業的主體」的疑惑，他解釋道，這句話其實帶有批判性，因為在保守政權時，曾有過降低預算的情況，所以他認為，民間應該有獨立的作為，才不會因政權更迭，使人權教育受到影響。
最後一場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陳儀深、政治大學文學院院長薛化元發表。陳儀深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人權問題〉中指出，人權訴求、人權運動促進了台灣民主化是毋庸爭辯的事實。1990年代以後，在國會中產生更多人權立法，則是顯示民主保障了人權。但近幾年來自中國的壓力，使台灣人在國際上不能有國家識別身分的這些人權問題，未來也必須從國權（主權）的確立才能得到解決。薛化元在〈台灣「戒嚴令」的虛象與實象〉中，除了澄清戰後台灣長達38年的戒嚴統治，與其說是根據1949年5月20日下達的「戒嚴令」，不如說是1949年12月28日頒布的接戰地域的「戒嚴令」，也探討「戒嚴令」的相關規定，實有違法之虞。擔任此場主持人的藤野陽平表示，就他的觀察，日本的台灣研究中間曾一度中斷，直到2000年以後才逐漸蓬勃，包括台灣也是在2000年以後，才有更多的人研究自己的過去。今天這兩篇論文，對研究台灣20年的他而言，有很大的刺激，他希望這些內容未來有機會也能跟日本人多多分享。最後，他指出，台灣與韓國在戰後的歷史經驗也有很多相似之處，期許像這樣相關議題的學術交流可以越來越多！（文／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 彭孟濤）
為何二二八平反30年還走不完？一生傾聽受難家屬心聲 精神科醫師一句話道破台灣社會最大弊病──
真人圖書館 那年我們選擇的這條路：1987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
1987年2月13日，海內外台灣人各界團體聯合組成「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當時由陳永興（左二）擔任會長，李勝雄（右二）任副會長，及積極參與各地街頭行動的林宗正牧師（右一），一同出席2月17日真人圖書館講座活動，並邀請當時擔任秘書長鄭南榕先生之胞弟、鄭南榕基金會董事鄭清華（左一）先生，擔任此場講座引言人。
此場真人圖書館活動特別邀集的1987年二二八平反運動的要角共同參與，並由本會薛化元董事長開場致詞，特別強調幾位在二二八平反運動上的重要性，也展望未來轉型正義的目標。
活動尾聲，主講人與參與貴賓一同合影留念。
講演中同步投影1987年二二八和平日運動時所記載的平面及動態影像，讓參與民眾更能了解當年二二八平反運動的實際情形。
每當轉型正義議題登上新聞版面，總有部份輿論質疑「為何現在還在吵二二八」，而17日下午，從30多年前戒嚴時期便開始打破禁忌、開啟台灣第一場二二八紀念活動、被鄭南榕胞弟鄭清華尊稱為「三賢者」的精神科醫師陳永興、律師李勝雄、牧師林宗正現身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演講，在這群一做30年的民主運動者看來，二二八平反當然還無法結束，更不表示轉型正義工程夠了，至於為何如此，在陳永興看來或許問題正出在台灣人面對歷史的心態──「台灣社會和稀泥、不追求是非正義、得過且過而且很鄉愿，『過去就好啦』、『和諧啦』，這些都是縱容其他人妨害對轉型正義的工作！」1947年台灣發生二二八血腥鎮壓事件，其後戒嚴開始，在白色恐怖陰影下台灣人長達40年無法公開談論二二八，直到1987年外省籍二代黨外人士、《自由時代》雜誌創辦人鄭南榕拜會時任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陳永興，才串聯李勝雄、林宗正等發起首波21場公開紀念活動，受難家屬往後也才敢把傷口說出口。
二二八過後40年 家屬才敢談傷口
隨後30年過去，立院2017年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促轉會也於2018年5月正式掛牌上路，只是在轉型正義之中的二二八議題開第一槍之陳永興等人看來，民間社會與政府都還做得不夠；演講中，陳永興等人除了回顧1987秘辛以外，談更多的是對轉型正義、台灣民主的憂慮，這條他們走了30年的路，還待台灣社會接棒。對於二二八受難者而言，傷痛沒那麼容易過去。律師李勝雄說，其實家屬每一次出來談都可能是二度傷害，例如二二八受難者牧師之一蕭朝金屍體被發現時全身刀傷、耳鼻下體都被割掉，也有受難者的女兒在學校被說是「惡毒的下一代」受盡歧視，而最痛的還是：「家裡人無緣無故給人抓去，屍體有的不見，有的看到屍體滿身傷痕，這你做他家屬情何以堪？」李勝雄說，有些受害者會覺得仇恨像一把刀插在心口上，想一次插一次，所以有人會對母親說：「你這刀該拔出來，你該赦免他們，雖然他不一定有悔改。」只是陳永興也說：「我不是受難者的家屬，我沒資格替他們說要寬恕和平。」
用國家預算賠償 受害家屬認「文不對題」
陳永興坦言，有的家屬到現在都還無法放下，「這把刀到現在都還沒辦法拔出來」，例如用國家預算進行賠償，家屬覺得「文不對題」：「他們覺得這不對，這是國民黨當時的政權、當時做不對事情的人應該負責，所以對不當黨產的追討他們有很不同的想法，要把不當黨產要回來處理這事⋯⋯」甚至1987年開始推動和平日活動時，也有家屬對陳永興抗議：「你們講什麼『和平』促進會？我們不要『和平』，血債血還，你沒資格說『和平』！」在陳永興看來，所謂「和平」確實該有個重要前提，就是先有公義、加害者先負起責任，社會才能和解、和諧：「若做不對事情的人都不會負責，甚至共犯結構繼續存在，我覺得社會公義是很困難⋯⋯」
轉型正義為何困難？「共犯結構還在我們政府裡」
陳永興嘆如今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受難者雖然可以申請賠償，紀念碑、紀念館也都有了、恢復受難者名譽跟安慰家屬好像都做到了，但以轉型正義角度來看，政府還做得不夠，加害者都還沒出來：「說蔣介石要負責，但他一個人有辦法抓這麼多人、殺這麼多人嗎？他還有一幫凶手、共犯結構，這些人在台灣情治單位、司法單位都還在，加害者責任到今天並沒有追究──我們台灣轉型正義為何這麼困難？因為共犯結構都還在我們政府裡！」
在陳永興看來，「共犯結構」無法清理的問題也跟台灣人心態有關：「台灣社會和稀泥、不追求是非正義、得過且過而且很鄉愿，『過去就好啦』、『和諧啦』，這些都是縱容其他人妨害對轉型正義的工作！所以我們居然看到一個統促黨的人去給文化部長搧耳光（指藝人鄭惠中攻擊文化部長鄭麗君事件）──她講話比民進黨立委、比小英總統都還大聲耶！」
「什麼是對、什麼是不對，這要讓台灣人搞清楚──不要說蔣介石是民族救星、還給人膜拜，那這社會還有是非嗎？身為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推動者，我覺得這運動還未完成⋯⋯」這是陳永興看到的第一個問題。
1987年推動平反運動時，陳永興說很多朋友警告他可能會被逮捕，而當年每辦二二八演講之後必定接遊行，也是被鎮暴部隊打得頭破血流；陳永興說，他想過那時若是真的衝破包圍的話鎮暴部隊會不會開槍，若是開槍的話恐怕就要發生第二次二二八事件了，隨後陳永興話鋒一轉：「台灣還會不會發生二二八事件？我不保證不會，中國若來統治台灣可能還會再發生二二八，我們不能接受獨裁、不自由、不公義，台灣人會不會起來反抗？」
對於台灣是否還會再次出現像二二八一樣的悲劇，陳永興認為，或許過去二二八事件已經給了台灣人很大的教訓；當時由台籍菁英組成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除了被冤殺的，更多是被騙去的：「陳儀假裝要答應他們（和平談判）要求，結果密報蔣介石派兵來，他密函說這是叛亂，蔣介石就格殺勿論、不分青紅皂白，抓人也是把台灣最優秀的英才一網打盡⋯⋯那時群龍無首，很多都是台灣民間意見領袖，有醫師、教授、學者、文化界的人、媒體、銀行家、企業家，這些人對政治可能都不了解⋯⋯」
陳永興：誤信「和平談判」是許多二二八菁英的死因，台灣還要相信「和平協議」嗎
因為誤信「和平談判」的可能性而喪命，這是二二八事件許多菁英魂斷槍下的遠因，來到目前台灣與中國局勢上，陳永興覺得台灣人也應看清「和平」的謊言了：「我們今天不能再說對中國人不了解、對中共政權不了解──中共政權怎麼對付新疆維吾爾族的？我們還要相信別人的白賊話嗎？」
「現在台灣社會還有追求『和平協議』的，我們會跟前輩一樣面對一樣的挑戰，但我們不能再面對一次失敗！」陳永興說。民主危機，這是第二個問題。
另一個問題，是文化反省。陳永興說，其實全世界民族都有被屠殺經驗、一樣的痛苦，猶太人甚至差點被滅絕種族，但如今猶太人以自身歷史為題材拍出電影、音樂讓世界反省，這是台灣欠缺的：「我覺得這部份台灣很欠缺，台灣的藝術家，你說電影，就拍一個不知道算不算二二八的電影《悲情城市》、擦個邊球、就這樣從邊閃過！」
接觸過無數受難者，陳永興說其實每個受難者的故事都可以拍成最感人的小說跟電影，那是幾千個說不完的故事──在這之中，有受難者家屬女性的力量、母親的力量、飽受歧視與監視的委屈、政治犯出獄後在社會重新站起來的力量，這些都是台灣歷史深刻之處。
而鄭南榕的胞弟鄭清華也說，目前創作資源大部份在政府部門，預算由政府分配，這其實不是好事，代表創作的資源沒有在民間；在鄭清華看來「創作」是一個很基層的社會運動，而鄭南榕基金會今年設計的「自由之路」活動便是希望團結民間創作資源。
此外，鄭清華也說自己日前出席促轉會業務報告建議時，也提醒促轉會：「別忘記受難者與家屬是被人歧視的，有一些無形的人因為這事件，他的心理需要治療。」目前促轉會第四組業務即包括對受難者與家屬的心靈療癒，但鄭清華提醒，社會也應先建立一個價值觀：「要接受心理治療的人，他跟你感冒看醫生是一樣的，千萬不要看不起這些人，他的病因不是自己的，是歷史來的，尤其這些都是我們的同胞，要給他更多的支持。」
「我們紀念二二八，下一代應該知道台灣發生二二八是怎樣的歷史，國定假日當然可以放假、可以玩，但要知道這意義。」李勝雄如此說；在李勝雄看來，人生雖然要追求快樂，但也不只是自己快樂，也可以為他人多做一點事情，關懷受難者家屬便是其一，也是他之所以走上平反運動的原因。
讓加害者現身、讓受難者家屬得到真相、心靈得到療癒，社會也記憶住這段歷史，成為文化的底蘊──走了30年的平反運動，陳永興等人雖年事已高但仍會繼續走下去，只是陳永興也強調：「以後會怎樣，就是你們年輕人的事了。」（本文轉載自風傳媒／撰稿：謝孟穎 採訪中心記者）
燦爛春日，追思71年前的「濟州四三」
前夜祭上的表演，演繹事件當時難民逃難的場景
台灣228關懷總會與濟州4‧3犧牲者遺族會簽訂MOU
韓國國務總理李洛淵代表致詞
與韓國人權團體召開聯席會議
濟州島上的良民屠殺
71年前的4月，也是個燦爛的春天。但那一年，韓國濟州島的春天卻被意識形態與暴力瘋狂踐踏。世界處於冷戰體系，韓半島也被迫分成南北2個政權，理念的糾葛使得無辜的濟州島民慘遭犧牲。不知道何為意識形態的良民們，在意識形態的壁壘對峙之下，毫無反擊能力地遭受殺害。嬰兒、孕婦、八旬老人無一能從殘暴的殺戮中倖免。歷時7年多的時間，濟州島十分之一的人口，即3萬多人失去了生命。
對勉強保住性命的人來說，不僅社會的歧視烙印在他們身上，「連坐制」也束縛了他們的行動，活下來的人們為求生存，哪怕是千百萬個不願意，也要勉強自己忘卻不時查找而來的記憶。半個世紀以來，「濟州四三」這個字詞不僅是在濟州島，就連在韓國本土也成為了一種禁忌，無人提及，被迫遺忘。
真相曙光漸露
不當權力的橫行，有如風化作用般地摧殘記憶，卻也未能掩蓋「濟州四三」的真相。詩人、小說家與畫家一一把「濟州四三」的真相從晦暗隱蔽的泥沼中揭發出來，學生、知識份子與島民們，他們與軍警的鎮壓相互抗衡，要求政府查明「濟州四三」真相，回復受難者名譽。
最終，「濟州四三」禁錮的門，隨著1987年民主化運動一起被開啟。2000年金大中政府時期制定了《濟州四三事件真相查明暨犧牲者名譽恢復相關特別法》，並成立「濟州四三委員會」，啟動真相調查的作業、回復名譽、遺骸挖掘與和復原遺址等工作。2003年，盧武鉉總統以大韓民國總統身分，首次承認「濟州四三」係國家恣行公權力所導致的歷史錯誤，並正式向濟州島民及全國人民道歉。2014年朴槿惠政府時期，則將4月3日指定為國家追念日。
與韓國各人權團體交流
基於與濟州四三和平財團所簽署的MOU，今年本會受邀前往韓國濟州島參與「東亞民主和平人權網絡」聯席會議，與韓國人權團體共同商討未來合作事宜。4月2日的聯席會議中，就濟州四三和平財團於今年6月於聯合國總部所召開「濟州四三UN人權論壇」進行討論，包括本會在內的各個團體均同意 以協辦單位名義共同參與此次的人權論壇，另決議將此訊息告知在美國紐約、華盛頓的結盟團體，以便就近參與。
4月2日的晚上，在濟州市市廳前舉辦著前夜祭，儘管寒風刺刺，卻仍不減民眾的熱情，舞台上的人們粉墨登場，重新演繹濟州四三當時逃難島民的情景，用歌聲與舞蹈喚起民眾對濟州四三歷史的重視。
另外， 為強化臺韓兩國合作及發展，並建立兩國家屬的交流平台，臺灣二二八關懷總會潘信行理事長此次亦特別撥冗前往濟州島，於4月2日晚上與「濟州四三犧牲者遺族會」簽訂合作備忘錄，本著互惠、誠信原則，希望未來在推廣和平人權與歷史教育的工作上，能有更多元的合作與交流。
濟州四三犧牲者第71週年追念式
4月3日一早，本會一行人便前往濟州四三和平公園參加「濟州四三犧牲者第71週年追念式」，在儀式正式開始前，我們先前往了「失蹤受難者石碑區」與「奉安館」向犧牲者致意。有許多濟州島民因濟州四三而失蹤，為使失蹤者家屬能有追思親人的場域，韓國政府於濟州四三和平公園內設置了「失蹤受難者石碑區」，讓遺族們得以至此來追思先人。另外韓國政府曾實施數次的濟州四三遺骸挖掘作業，被挖掘出來的遺骸就被安置於「奉安館」內，供家屬前往瞻仰悼念，同時奉安館內有「遺骸挖掘現場」的展示，讓人看得觸目驚心，深刻體悟到鎮壓的殘暴與無情。
韓國國務總理李洛淵等中央政府代表、朝野政黨、宗教界人士、濟州四三倖存者、犧牲者家屬們與各界來賓共約1萬多人參與了當天的濟州四三追念式。儀式先由韓國哲學大師金容沃發表「濟州和平宣言」，後由演員劉亞仁等年輕世代代表宣示傳承濟州四三歷史真相的決心。濟州道知事元喜龍與遺族會會長宋承文則分別代表地方政府與家屬致詞。
國務總理李洛淵代表中央政府致詞時表示，文在寅總統認為查明四三真相與恢復犧牲者名譽是政府的歷史使命，未來對於家屬的各項援助也將逐步擴大增加，對於設立「國家創傷治癒中心」與賠（補）償等需要立法的問題，政府亦將積極地與國會進行協商。他同時表示濟州四三的寬恕與和解為社會帶了許多感動與啟示，真正的寬恕與和解不是靠隱匿、遺忘真相來取得，而是必須建立於正視歷史與記憶的基礎之上，才得以完全落實。（文／鄭乃瑋）
二二八事件失蹤受難者追思紀念會
我已化為千風，守護著你
本會於清明節前夕辦理二二八事件失蹤受難者追思紀念會。
向失蹤受難者獻花致意。
在琴聲伴奏之下，由楊振隆執行長一一唱出186位失蹤受難者的姓名。
李瑞漢律師的公子李榮昌呼籲社會繼續守護臺灣的民主與自由。
省參議員林連宗的外孫廖英豪代表受難者家屬第三代致詞
今年的二二八事件失蹤受難者追思紀念會由本會與臺灣二二八關懷總會共同舉辦，原本擔心會下雨，但老天爺給了大家一個好天氣，讓追思會相當順利。
追思會一開始先為受難者默哀1分鐘，場面莊嚴肅穆。薛化元董事長緊接著在致詞時表示：「希望透過真相調查，可以讓失蹤者的名字逐步減少」。這不僅說出了家屬心中希望有朝一日能夠知道至愛親人「當年究竟發生何事？去了何處？」的心聲，亦揭示了本會不斷努力查找真相的決心。
臺灣二二八關懷總會理事長潘信行則批評，有些立委稱促轉會為「東廠」，他不知道這是什麼樣的一個世界？為何加害者會說那些替被害者申冤的單位為「東廠」，「冤有頭，債有主」大家要清楚自己的方向，現在還有很多事情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家屬則是先由第二代的長輩，同時也是李瑞漢律師的兒子李榮昌先生代表致詞，他說因為前政府對此類追思活動興趣缺缺，以往民間只能靠自己的力量規劃籌辦，很感謝基金會的協助，接續辦理追思會，讓失蹤受難者家屬能於清明節前夕齊聚一堂，追思親人，同時他也不斷呼籲社會應繼續守護臺灣的民主與自由。
省參議員林連宗的外孫廖英豪則說，73年前他的外公就是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前身為臺灣省參議會）這個場域為臺灣人打拼。每年清明節，對家屬而言都是很痛心的日子，因為先人迄今不知去向，而做為後代子孫只能面臨無墓可掃的窘境。此外，第二代的家屬也紛紛離逝，包括他的母親林信貞在內，因此，實有必要督促政府加速調查，早日還給家屬一個交代。
接著，在二二八家屬李慧生的琴聲演奏下，楊振隆執行長一一唸出186位失蹤受難者的名字，與現場來賓共同追思悼念。最後，與會家屬來賓共同合唱日文歌曲「化為千風」，並向失蹤受難者獻花致意，場面恭敬肅穆。（文／鄭乃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