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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通訊／2018年9月號
董事長的話――二二八事件與國際人權交流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薛化元 董事長
8月23日薛化元董事長為來訪的「廣島大學台灣研修團」，以「戰後台灣自由民主與人權的發展」為題進行專題演講。
二二八事件是戰後初期台灣最嚴重的政府不當侵害人權事件，在事件中鎮壓過程裡，可以看到公權力如何失序、違反法律規範不當侵奪人權。這樣的案例不僅在台灣史上有其重要的意義，實際上也攸關整個世界人權史相關案例的探討，並記取歷史教訓的意涵。
戰後初期，在亞洲也發生了不少公權力不當侵害人權的案子，與台灣同為日本殖民地並在1945 年二次大戰結束後脫離日本統治的韓國，就是個重要的例子；早在韓戰爆發前，濟州「四三事件」及其相關鎮壓的人權事件，近年在韓國也日漸受到重視。最近韓國KBS電視台前來台灣，針對二二八事件安排由北到南的採訪，希望透過台灣處理二二八為借鏡，做為未來韓國處理戰後初期國家公權力不當侵害人權案例的參考。就此而言，二二八事件原本是台灣史上重大的人權受到壓制的事件，而透過從補償到賠償，從事件的調查到責任歸屬，乃至即將展開並且將有初步成果的轉型正義報告，政府處理二二八事件的機制與流程，也能夠提供相關國家做為參考，如此二二八事件就不再只是一個台灣公權力不當侵害人權的案例，甚至也是可以做為轉型正義具有國際參考價值的案例。從人權的被侵害到處理人權的回復問題經驗的輸出，二二八事件的國際人權價值透過國際交流，得以呈現。
從去年開始，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與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建立起MOU的夥伴關係，同時也推動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做為案例的國際交流，從東京大學、中京大學、九州大學、愛知大學、廣島大學，已經有不少日本大學的師生，組團來進行參訪，加深他們對台灣過去人權發展歷史的認知。基於人權作為普世價值最核心的部分，相信透過這樣的交流得以深化參與者的交誼，有助強化彼此對普世人權的認知；不僅如此，11 月上旬本會與政治大學、國家人權博物館將共同舉辦「戰後東亞人權問題國際論壇」，邀請研究東亞各國戰後初期人權的學者與會。總括而言，不僅強化原本國際間的師生參訪交流，更深化在學術範疇的研究，如此的努力若得以持續擴大，相信不僅是強化國人對二二八事件的瞭解、記取歷史教訓將有所助益，也於國際友人瞭解台灣從人權遭到公權力不當侵害的歷史朝向自由、民主發展的歷程，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執行長的話---真人圖書館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楊振隆 執行長
8月19日「真人圖書館」活動中，邀請到白色恐佈受難者蔡焜霖先生，親自描述他歷經「白色恐佈」的種種遭遇。
博物館基本上是一個說故事的好所在，而每一個人的生活體驗或者說個人歷史就是一段很有內容的生命故事。因此，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也就固定在每個月的一個星期假日會商請二二八及白恐的受難者或家屬來現身說法敘述他們曾經因為事件本身而經歷過的生命故事，讓來館參訪的民眾們藉由聽故事的過程而體驗一下人權遭受侵害的殘酷，也進而知曉人權維護的重要性，近來受邀講述的對象更擴及於其他類別，譬如藝術、文化，乃至於政治。這樣的活動顯然頗受參訪者認同，因此能維持一定程度上的支持，這樣的活動，我們稱之為「真人圖書館」。其實，它的原始構想來自於年輕人的創意，2013年政大青年藍士博（現為二二八紀念基金會董事）創辦二二八共生音樂節時，就設立真人圖書館的橋段，為制式的紀念活動注入不同的元素，讓更多人願意去理解二二八史實，尤其是年輕的一代，真是感謝他們所給予的啟發，而且也沒料到幾年後它會成為國家紀念館的固定活動，真是惠我良多。
真人圖書館固定在每月的一個星期假日於本館二樓中庭舉辦，希望民眾有空多多來參與。
真人圖書館──人生永不停格的蔡焜霖
蔡焜霖前輩於真人圖書館現場活動照。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書（蔡焜霖提供）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書（蔡焜霖提供）
1966年12月15日《王子》創刊號（蔡焜霖提供）
出生於1930年的蔡焜霖，在白色恐怖時期下，被蔣介石政府當局指控因為參加讀書會之「非法組織」等罪名而被判刑10年。出獄後，先後於《金融徵信新聞》、寶石出版社、《東方少年》、文昌出版社、國華廣告公司、《王子》雜誌社、國泰相關企業等單位任職，並資助紅葉少棒隊出賽，更創辦《王子》、《儂儂》與編製百科全書等出版品，其後從國華廣告公司退休，更積極投入於台灣的民主與人權平反活動。蔡焜霖，憑著其豐富閱歷與優雅大方的談吐，為各個時代下的台灣，不論是在廣告業、漫畫文學、百科全書、婦女時尚雜誌或是人權等領域皆留下了重要的歷史見證。
活動當天下著傾盆大雨，是種身體被雨體打到大概會發痛的大雨程度。「實在是很對不起，應該有趕上現場活動吧！」這位已高齡87歲的蔡焜霖前輩穿戴整齊、背著小背包，雖匆忙但不失紳士風範的從上個景美紀念園區導覽行程趕過來，因為此前一刻他才剛完成導覽，以其親身牢獄之災的經歷，帶著參觀者感同身受在白色恐佈時期下人權的種種情形。「前輩您真的很拚耶！辛苦您了！」相信認識這位老前輩的人，其如此拼命的生活方式都讓後生晚輩感到敬佩至極，因此這句話從我們工作人員說出，絕不客套。
清水青年的蓄勢茁壯
蔡焜霖出生於台中州大甲郡清水街（今之台中市清水區），先後就讀於清水幼稚園（今之台中市清水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清水公學校（後改制為清水南國民學校，今之台中市清水國民小學）、台中州立台中第一中等學校（後改制為台灣省立台中第一中學，今之台中市立台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接受了日本成熟的殖民統治教育與文化，期間遇到日支戰爭、太平洋戰爭，深受當時皇民化運動、軍國主義的戰時氛圍所影響，說「國語」（日本語）、改日本名、配給制度、躲空襲、勤勞奉仕（勞動服務），更被徵召學徒兵而訓練為機關砲手。戰後初期，終於從戰爭體制跳脫出來，體會暫時「和平自由」味道，「當時經過沙鹿市場，看到很久沒出現的花生糖被擺出來賣，當下才會真正體會到什麼叫作『和平』的味道」。後歷經語言、文化的轉換，學習中國化的知識、事物，還曾被學校選派參加「台灣省第一屆青年夏令營」，學習三民主義、國父遺教以及「國語」（北京話）育，「我們這些學生受訓完，政府還叫我們要加入國民黨，所以我在15 歲就加入國民黨了，算起來也算是個資深黨員了」。而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時為高中一年級學生的蔡前輩印象中，「當時學校老師就先把我們這些學生集合起來一起保護這所學校，並提供食物飲水給這些外省籍老師及他們的眷屬。期間曾經有上面載著機關槍的中國軍用卡車想要衝進我們學校，當時我們校長及教官得知後就趕緊對前來的軍隊說：『我們台中一中沒有作亂的人，請你們不要進來！』由於校長與教官在門口的及時攔住，才沒有使軍隊進來學校而造成嚴重傷亡！事後政府開始展開清鄉時，我父親看到情勢混亂，很怕軍隊會濫殺無辜年輕人，所以就要我先在吳厝里山上的房子裡避避風頭，不久台中一中復學後，我才回清水。」
白色恐怖下的遭遇
蔡焜霖自台中一中畢業後即因親友介紹而到清水鎮公所擔任事務員，然而1950 年9 月10 日那天，自己卻莫名成了白色恐怖下的犧牲者。「我永遠記得那天是星期日放假，但我還是到清水鎮公所加班，之後彰化憲兵隊到家裡找不到我就到公所，一看到我就將我逮捕起來，我根本搞不清楚他們為何要抓我！」被逮捕的他先後被移送至彰化憲兵隊、台南憲兵隊、台灣省保安司令部保安處（東本願寺）、保密局等地，最後在青島東路軍法處等待審判結果。
「在彰化憲兵隊的時候，他們開始問我類似『有沒有參加讀書會？』之類的問題，只要我不回答他們想要的答案，他們就開始對我拳打腳踢、進行電擊等刑求。嚴刑逼供之下，對我說只要在這份自白書簽名，三天後就可以放我回家。我一聽到『可以放我回家』，一時欣喜也就顧不得其他而糊里糊塗承認他們所羅織的『罪名』了，殊不知這只是他們慣用的哄騙技巧呀！之後還是被移送到軍法處關押，當時最可怕的是每到凌晨4、5點時刻，就會有軍警踏著腳步聲及打開鐵門的鑰匙聲到某間牢房點名，被點到名的難友就是代表即將要被押去槍決，因此這時間點根本就沒人敢睡覺，因為每個人都無法得知自己會不會被點到名。某天凌晨照慣例點名，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也在這天被押去槍決，當時我雖然跟他不同牢房，但我們知道他希望現場的難友們可以為他唱這首〈幌馬車の唄〉（〈幌馬車之歌〉），因為這首歌對他而言，讓他想起了他與妻子蔣碧玉之間的點滴，也讓他憶起了家鄉的所有美好。於是在送行期間，不管認不認識他的所有人都開始唱起了這首歌，也包括我」。蔡前輩帶著我們回到1950年10月14日的凌晨，鍾浩東甚至更多來不及活著的其他政治犯，送走時的告別，「夕べに遠く 木の葉散る並木の道を ほろぼろと 君が幌馬車 見送りし……」，近70 年後的現場，哽咽、啜泣喧奪於樂曲中毫不掩飾，那是多麼悲戚動容的畫面，令人不捨那大時代下生命殞落的無奈。
「在軍法處得知判決結果，按照判決書所說的，我是因為1949年5月參加叛亂組織並曾為叛徒散發傳單的罪名而被判有期徒刑10年、褫奪公權7年。其實我根本就沒有參加什麼非法或是叛亂組織，就是在讀台中一中時經由老師的介紹去參加學校讀書會，由於自己喜歡看書，就想說去參加讀書會增廣見聞，讀一些像是魯迅、巴金等人的書而已，誰知道讀書會讀沒幾次就因為這樣的理由被判刑！至於『曾為叛徒散發傳單』這點也根本沒這回事，大概是因為之前因為嚴刑逼供之下糊里糊塗所承認的『罪名』。當下一聽到判刑結果，心情真的很複雜，一方面為自己沒被判死刑而慶幸，另方面又覺得十年的青春就這樣逝去，實在是非常冤枉」。在軍法處被判刑之後的蔡前輩，前後又被移送至新店戲院看守所、軍法處看守所、內湖新生總隊等地，最後送往綠島關押。
「1951年被移送到綠島新生訓導處，當時我們這些政治犯不僅必須做打石頭、木工、割草、種菜等苦差事，還要接受思想改造教育，例如要我們閱讀三民主義或是批判毛澤東等相關書籍。不過，服刑生活並非能夠『平安、順利』，因為營舍裡仍有抓耙子會找機會打小報告，要不然就是上級會不時的對我們進行監視與總檢查。我永遠記得在綠島認識的難友蔡炳紅，我們倆感情很好、無所不聊，可是有一天他被分隊長找去後就再也沒回到營房睡覺，後來我一聽聞他被關在專門處罰違規者的碉堡裡，就冒著可能會被當場射殺的風險，帶著從福利社買來的糖果餅乾偷偷跑去看他，不久他與其他難友一同被送回台北重審並且在馬場町被槍決。事後才知道原來他是因為偷偷傳一張紙條給一位女難友，最後在大檢查時被發現，他有『灌輸該女性共產主義思想，及把她入叛亂組織的企圖』，所以才被送回台北並遭到槍決。當下知道他被槍決的消息，我的心猶如被刀割一般的痛苦，我的好友就這樣離開我、離開人世！」
出獄後的經歷
1960年9月10日經由「思想改正」，宣布「脫離共產匪黨」而出獄後的蔡焜霖，除了與妻子楊璧如結婚，並生了一對兒女外，為了賺取生活費及累積工作經驗，先後於《金融徵信新聞》、寶石出版社、《東方少年》、文昌出版社、國華廣告公司任職，離開國華後就和以前出版社的老同事出來創辦《王子》雜誌。「其實台灣本土漫畫發展，一來受衛道人士認為漫畫不入流之成見，及受當年政府所實行的〈編印連環圖畫輔導辦法〉嚴格審查及取締之措施所扼殺掉，所以文昌出版社也和其他漫畫出版社面臨著關門的窘境，後來基於情感與義氣等考量下，我還是決定離開國華和出版社的老同事們一起奮鬥開業。審視社會潮流之後，決定創辦以兒童、少年為主要閱讀客群的《王子》雜誌。然而有相當多的政治受難者在雜誌社工作，自然而然就容易受情治單位所關注，當時警方就常常來雜誌社臨檢，有時也會跑到我家翻箱倒櫃，甚至後來三重警察局還拿以圖畫為主的〈編印連環圖畫輔導辦法〉要求我們以文字為主的兒童雜誌，在出版之前必須接受審查，儘管我們不斷跟警方解釋該辦法並不適用《王子》，他們仍覺得必須比照辦理。雖然最終透過關係交涉溝通後而順利解決這些『被盯上的麻煩』，然而這些三番兩次的刁難也真的是令人疲憊。」
蔡前輩說《王子》的表現在當時的兒童雜誌界是相當亮眼的，有一定程度以上的銷售量，不過後來還是因為不抵現實而於1969年12月宣告倒閉而轉手他人。「雖然我們都是相當有心要經營這塊版圖，不過後來還是因為內部投資事業擴充太快，以及因颱風災害將雜誌社機器貨物淹沒損壞等情形，而爆發了財務危機。後來解決了《王子》的後續安排後，更重要的是我因《王子》投資所欠下的債務問題，生活種種的壓力使得我與我妻子原本打算乾脆跳海自殺算了，不過後來經由親友的苦苦相勸及鼓勵，我們決定打消自殺念頭東山再起！」
東山再起的蔡前輩先後到國泰相關企業任職，包括國泰人壽淡水教育中心、國泰建業廣告公司、國泰信託關係企業、國泰美術館、百科文化事業公司，編輯出版《21 世紀世界彩色百科全書》及創辦《儂儂》時尚雜誌，其後雖因十信（國信）事件而受挫離開國泰相關企業，但仍憑著其專業能力及國華廣告公司許炳棠董事長的惜才愛才下而再回到國華，一直服務到1999 年3 月正式退休。退休後的生活，不僅將所學與人生經驗奉獻傳授給他人，更積極參與追求人權與民主等相關社會運動。
本以為8月19日這場活動會深受滂沱大雨所影響，殊不知現場依舊座無虛席，讓前來參加的老朋友、新夥伴為活動增添不少熱度。尤其活動結束後，陪蔡前輩走出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後門立即聽到一群年輕學生呼喊著：「蔡前輩！蔡前輩！」瞧他們興奮看著偶像般的蔡前輩而蔡前輩也溫柔的回應這些小粉絲，那畫面自然而迷人！可惜時間關係，以蔡前輩如此豐富的經歷，活動只有兩個小時實在是太委屈前輩的人生境遇，很期待未來再誠摯邀請前輩為我們分享更多他的經歷，其中將包括在女性掌握經濟自主權變高、女性消費市場漸成熟的條件下，蔡前輩創辦《儂儂》雜誌的理念及在國華廣告公司工作情形，再者於1980年代國民黨當局主導打壓不馴服本土財團之下，所引發的十信（國信）事件，該事件使國泰集團下的某些子公司宣布破產，而時任服務於該公司的蔡前輩也因為連帶保證人的關係，全部資產也曾受到牽連及凍結。最後更不該忽略的是，雖過去常因不合理的法律規定或是威權體制下，蔡前輩在求職、求學過程中遭到不公平的待遇，但仍努力瞭解、參與進而推動轉型正義平反與臺灣民主的相關社會運動過程。
這些貼近各個時代社會脈絡與蔡前輩性格使然下，而造就其兼具理性與感性的人生故事，您難道不繼續好奇下去嗎？（文／游淑如）
時代下的電影視角──萬仁談著《超級大國民》
楊士琪於《聯合報》報導刊登〈中影削好「蘋果」今再送檢〉（游淑如翻攝）
楊士琪於《聯合報》報導刊登〈兒子險些失去玩偶 表達方式起爭議 昨進行二度修改〉（游淑如翻攝）
描述白色恐怖人權迫害為議題的電影，《超級大國民》（群體娛樂有限公司 提供）
萬仁，1950年出生於台北。在1980年代，以其獨特的敘事手法，與其他新生代電影工作者共同成就了台灣新電影風貌，其後自行設立「萬仁電影有限公司」。作品有〈蘋果的滋味〉（《兒子的大玩偶》中第三段故事）、《油麻菜籽》、《超級市民》、《惜別海岸》、《胭脂》、《超級大國民》、《超級公民》、《傀儡天使》、《風中緋櫻：霧社事件》、《亂世豪門》及《車拼》等，透過鏡頭之游移，紀錄了大時代下台灣社會現實的發展狀況，也特色了屬於他自己的電影語言。
1980年代至1990年代左右，題材貼近台灣現實環境、拍攝手法新穎獨特的台灣新電影運動中，絕對不能不提《兒子的大玩偶》這部代表作，其中第三段〈蘋果的滋味〉，導演萬仁以嘲弄、諷刺的手法描述住在違章建築裡的工人江阿發被美國駐台軍官的座車撞倒送醫的故事，由於此場車禍的發生，讓阿發一家不僅因為有了高額賠償金，也願意送家中啞巴女兒到美國學校受教育，本該是不幸的憾事，但全家卻因禍得福改善生活品質而在感到「幸福不已」。「我33 歲拍攝的第一部電影就是〈蘋果的滋味〉，上映前遭到某些較為『立場不同』的影評成員向『中國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會』舉發，理由是將台北的違章建築貧民區直接呈現在電影裡並不妥當，此外描述上也可能會讓觀眾有『被美國人撞到即可得到補償』的誤會發生，有『醜化台灣人民』的疑慮」。有鑑於此，屬於黨營企業的中央電影公司提出具體建議，打算逕自剪掉該段故事的某些片段，因此萬仁等電影工作者得知後，透過當時《聯合報》記者楊士琪於報紙上的報導後，受到輿論的壓力後才免受刪減的下場，這就是台灣電影史上著名的「削蘋果事件」。
「但其實我被刪剪得最厲害的是《超級市民》！」在解嚴之前，電影公開上映前都必須通過政府有關單位「相當嚴格」電檢制度才獲准放映，而《超級公民》中以反諷的手法描述台北市違章建築貧民窟及底層邊緣人物的畫面，引起了電檢單位新聞局相當大的關切，「沒辦法，我是土生土長的台北人，我無法不注意當時的台北真實狀況」。的確要拍「唯美」的台北生活與人物不是不行，但這不是萬仁想要描繪的部分，「解嚴前的電檢制度讓每個導演及電影工作者心中都有個新聞局電影處，隔壁就是小警總。審核時，只要被認為有問題的片段，審查人就會按鈴指示，當時這部片子要審查時，公司有派員工到現場了解，而我還特地打電話過去問員工說鈴聲多不多，他回說：『前面按了很多次鈴唷！但後面都沒有聲音……』我聽了之後還以為可以安全過關，殊不知沒聲音的原因是審查人看到最後直接建議禁演，省得按鈴啦！」不過後來還是透過居中協調與刪減才能成功上映，「但已經被審核通過《超級市民》要到國外參加影展時，還被新聞局官員追到機場，認為說如果要到國外放映，需要再剪個幾刀才准播放！」現在的我們聽著萬仁在描述當時檢查制度，或許是相當難以想像、不可思議的，但近幾年透過文獻及口述訪談，「電檢制度」、「小警總」確實是成了當時電影工作者創作、執行時所必須面對的壓力。
解嚴後的1995年，描述台灣白色恐怖議題的經典之作《超級大國民》上映，該片描述因白色恐怖下的1950年代參與讀書會而被逮捕並判無期徒刑的政治犯許毅生，由於在情治人員嚴刑拷打下供出好友，導致好友被槍決，而也因為自己的「叛亂、非法」遭遇，使妻子自殺、女兒失去依靠。多年出獄後，深埋在內心長年來的愧疚，希望自己在臨終前可以找到好友的墳墓並親自對他道歉，誠實面對自己最真實的情緒。「這部與《超級市民》、《超級公民》合稱「超級三部曲」，為何取作『超級』，其實是帶點反諷的意思。至於為何只有『超級大國民』比其他兩部多了一個『大』字，回想起來也是又心酸又好笑。起初這部片子沒有片商願意投資，雖然那時已經解嚴了，不過大概還是會有政治方面的顧忌，因此沒人投資就只好拿房子去抵押貸款，拍完很怕沒有票房回收不了資金，於是特地跑去算命，算命說多一個『大』的筆畫，比較可能會賺到錢。」
萬仁說這部《超級大國民》本來不是要這樣拍的，「原本主要是想寫關於黑金時代下，以一對夫婦的角度去探討派系介入地方勢力的故事，當中有一段橋段是他們的父親（岳父）出獄後，懷疑他自己的腦裡被警總裝了竊聽器，所以如果要跟孫子講台灣歷史就要到有高壓變電所的地方講，因為受到電波干擾才不會被警總竊聽到，原本是想寫這樣帶點荒謬、諷刺的喜劇內容」。但在創作的期間，機緣之下對於白色恐怖受難者的研究越加了解，當時政府當局為鞏固政權安定，透過《懲治叛亂條例》等惡法羅織許多冤假錯案，藉此整肅異己監控人民，在各地實行濫捕、嚴刑逼供、關押、槍決及沒收財產等罔顧基本人權的措施，「越研究就越加體會到政治受難者所經歷的血淚，出獄後如何去尋找當初陷害他的加害者，再進而原諒這位加害者。可是寫到最後，又開始猶豫『只講寬恕，會不會太刻意、廉價、簡單化這樣大時代下的心境轉變？』到了199年5 月左右，在台北六張犁公墓發現許多被槍決的政治受難者墓葬，此後又剛好有機會深入訪問受難者家屬，感受到即使受難者身陷囹圄，其實家屬的處境更是為難，不僅在就業、求學受到監視或刁難，更可怕的是隨時可能受到外界不公平的異樣歧視。因此，家屬的心境是很複雜的，也許崇拜他為理想的正義追求、也許怨恨他帶來家破人亡的連累」。所以萬仁又在這部片子加重家屬面對政治犯的角色描述，家屬要承受的苦痛不是單純血緣可以無條件釋懷的，沒這麼浪漫。「被抓進去的人，透過嚴刑拷打，拔指甲、電擊、灌水等慘無人道的行為，為的是要從你口中承認『罪刑』及供出更多共犯，尤其『二條一』（《懲治判亂條例》中唯一死刑的規定）執行，每到清晨時，就會有軍警踏著腳步聲及打開鐵門的鑰匙聲到某間牢房點名，大家都不敢睡覺深怕自己會被點名押去槍決。你們想，在這樣被刑求、被槍決的生命威脅下，選擇明哲保身或是捨身取義？這是相當考驗人性的。劇中男主角許毅生被嚴刑逼供下出賣了老友，決定他成為受害者也成為了加害者，對於老友的逝去，他是相當愧疚的，而這也是情感中最難受、折磨的」。萬仁感受到，如果只是單純指控加害者或是廉價的要受害者原諒都是不夠的，於是決定把電影著重於「贖罪」的層次，而這樣的感受成就了最終《超級大國民》的呈現。
「受害者其實想要的就是一個『對不起』，但這往往卻是最難的部分」。萬仁認為，「我們也曾在戒嚴時代創作過」，感受過政府當局對於基本人權、創作自由的迫害，雖然為不同類型的迫害，但還是相當了解許多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在過去威權體制壓迫下所受到的傷害與無奈。「在台灣，轉型正義是相當爭議的議題，其中有一派說法，『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何必再去碰呢？』此外，也會有人質疑『會不會淪為報復？』隨著解嚴之後，越來越多受害者願意出來講自己的遭遇，也有一些檔案史料出土，但直至目前整個台灣人權迫害史大致還陷於只有受害者卻沒有加害者的氛圍裡。『轉型正義要走的方向不該是清算報復而是要求真相』，而這樣的理念的確是需要花許多時間才能達成共識的，也期許台灣能夠持續勇敢的面對這個人權課題。」其實萬仁還有一個很深的感觸，「回到歷史源頭來說，有關二二八事件的電影好像就《悲情城市》、《天馬茶房》這幾部，過了這麼多年好像也沒有再出現專門針對這個主題去進行創作的影片，再者即使到現在，很多人對於二二八事件的歷史感覺上還是似懂非懂，這也讓我常常思考著，是不是應該要再有一部描述二二八的電影？當然我不喜歡政治，某種層面我還是有雙魚座的浪漫，不願給電影賦予這麼大的社會現實責任，只是如果可以藉由電影的呈現及觀看，讓人可以進行思考、反省，這感覺好像也不錯！」
如果沒見過萬仁導演本人，尤其只看《超級大國民》這部電影的話，就會發現他本人幽默風趣的談吐，跟他近似「陰鬱沉重」（在此暫時極度簡化評語）的電影有著極大的反差，還以為他是多麼嚴肅的人，其實不然。很期待未來能夠繼續看到萬仁導演的新作，紀錄台灣人文歷史的美麗與哀愁，也期待像他所說的「希望我們台灣人民能夠正視歷史，即使遇到轉型正義困境，都能夠不斷的勇敢下去！」（文／游淑如）
2018年二二八追思紀念法會
法師帶領家屬與基金會同仁一同誦經迴向受難者
延續傳統敬奉先人及普渡民間信仰，本基金會援例於今年農曆七月間舉辦二二八受難者追思紀念法會，全台合計共辦理8場超薦法會，近500位家屬參與。
今年除了為目前暫時安奉於嘉義縣水上鄉的嘉雲寶塔、雲林縣古坑鄉的崎坪示範公墓無名之二二八受難者遺骸，參與當地辦理中元法會，及台北二二八公園內的福德宮設立大牌位供家屬及民眾追思外，本會為方便家屬得就近參加超薦法會並追思祈祝，援例規劃在台北市辦理主場法會，及花蓮市、台中市、嘉義市及高雄市四個縣市尋覓交通便利的佛寺，為報名出席當地佛寺辦理之梁皇寶懺、地藏或盂蘭盆法會家屬，設立其先人超薦牌位。
台北主場法會考量家屬年事較高且行動較為不便，為維護家屬參加法會安全及方便起見，今年改於古亭捷運站旁、設置有電梯、得容納160 人的十普寺舉辦，該佛寺創立於明治38年（1905年）之日本淨土真宗西本願寺布教所，為主祀釋迦牟尼佛之佛教廟宇。主場法會係為基金會所有列冊的二二八受難者設立小牌位，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及基隆市等北部縣市家屬報名相當踴躍，共計超過230位家屬報名參加，雖已超過十普寺法會會場容納人數，家屬概能體諒基金會在一定的預算經費額度內，於臺北市市中心尋覓符合辦理主場法會各項條件佛寺的不易，於會場滿座後由基金會同仁引導改移至佛寺三樓家屬休憩區休息聽經。當日法會在家屬們齊心為其先人誦經超薦祈祝下肅穆而莊嚴的圓滿結束。（文／陳雅真）
協助家屬找尋受難者牌位
戰後台灣自由民主與人權的發展
薛化元董事長於2018年8月23日日本廣島大學台灣研修團來館見學講演內容
1912年由英國J.M. Dent & Sons 公司出版的日本地圖，其中包含台灣
《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正體中文版文書
二二八事件滿40年的1987年，由鄭南榕、陳永興、李勝雄發起的「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在彰化場遊行時遭遇百餘名鎮暴警察，發生嚴重衝突
日本廣島大學台灣研修團一行共32人，於八月下旬來台進行為期二週的中文研修課程及相關台灣歷史演講參觀行程
1895年開始，台灣進入了長達50年、由日本殖民統治的時期，也因這段歷史，台灣與日本的關係開始變得相當複雜。無論以何種角度看待這段殖民歷史，就教育發展的面向而言，至少在二戰結束前，就台人學齡兒童入學率而言，已經有超過80% 的就學率，此一普遍的教育水準在亞洲地區是相當正向的。
二次戰後台灣歷史的開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玉音放送宣布日本投降後，國民政府根據聯合國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的「第一號命令」，立即派員接收台灣，此接收並非主權的轉移，但就由這關鍵點開始，台灣就長期由國民政府及中華民國政府統治。
當時，國民黨政府在中國的統治為「一黨專政」體制，故也將此體制原封不動施行於台灣；日治時期的台灣施行殖民體制，想當然一定施予某個程度的壓制，但仍依據法令而施政，相較於國民政府及國民黨偏好依據統治者的個人意志施政，別說「rule of law（法治）」，連「rule by law（以法而治）」都為遑論，如此的統治文化對台灣人而言著實無法理解。彼此在文化及統治體制的衝突，加上接收人員能力上的不足，及國民政府官員的貪污腐化等因素之下，導致「二二八事件」的發生。
從二二八事件到非常體制的建構
二戰結束後，國民黨在中國也嘗試實施民主憲政，1946年1月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憲法制定等問題，1946年12月25日在中國制訂了憲法，預備施行憲政體制。但考量原國民政府的法律體制與憲政體制相違背，制憲國民大會要求國民政府必須依據憲法實施之準備程序，修正違反民主憲政的法規及命令。但此時國民黨與共產黨在中國的內戰日趨嚴重，故原本國民政府承諾要修正違反憲法的法規及命令，有許多並未修法而繼續沿用，這也是戰後台灣的非常體制的成因之一。第二個成因，隨著國共內戰日趨嚴重，國民黨在1947年7月下令動員戡亂，實施總動員體制。但是，在總動員體制之下實施憲法，豈不是相互矛盾？故於1948年選出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之後，隨即制定具憲法修正案性質的臨時條款，說明此修正為一時的，並在標題及內文標舉了動員戡亂時期，使動員戡亂體制取得憲法位階的形式合法性。隨著國民黨在中國「剿共」不斷挫敗，1948年12月先在中國下令戒嚴，台灣是在1949年5月20日進入戒嚴時期，這一施行就是38年，是20世紀最長的戒嚴令，這也是非常體制的第三個成因。統整上述所論，台灣非常體制的成因，一為原本訓政體制的殘餘，二為總動員體制，三則為戒嚴體制。
中華民國在台灣統治體制
在中國的國共內戰中，國民黨最終以失敗收場，故在1949年12月7日敗退到台灣，如此等同國民黨主政的中華民國政府失去了既有領土及中國大陸的統治權，主要統治區域卻是在尚未取得主權的台灣，並宣稱中華民國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如此國民黨該如何建構統治台灣的正當性呢？
當時國會議員任期屆滿也不改選，以延續國民黨以中國唯一合法政權的樣態統治台灣的正當性，且在台灣統治不受台灣民意的挑戰；另一方面，對外宣稱實施民主憲政，與共產黨相異，以「自由中國」形象爭取國際的支持。有選舉不一定是民主，但是沒有選舉一定不是民主，在「自由中國」形式的基礎上，國民黨在台灣既然無法進行國會議員選舉，就勢必要進行地方選舉；由此，國民黨在台灣建立起的統治模式：宣稱他代表中國，在國際上還有中國的代表權，相對地，自由民主對國民黨而言僅形式上的意義，實質上的改革則相當有限，甚至加強對人權限制及壓迫的情況，透過高壓統治造成台灣長期的「白色恐佈」。
長期的白色恐怖與「正當性」的問題
既稱為「白色恐怖」，常理判斷應是鎮壓支持中國共產黨、同情社會主義的民眾，但透過史料的證實及調查發現，除了極少數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外，大部分被逮補、判刑及槍斃的白色恐佈受害者，主因通常是閱讀左派書刊，包括魯迅、巴金等人的小說，或是批判當局執政者，總括而言絕大多數為言論而被認定是叛亂，戒嚴時期下被認定之叛亂犯者，皆送至軍法審判。白色恐怖主要是以言論叛亂作為重心，導因於《刑法》第100條、《懲治叛亂條例》、《檢肅匪諜條例》這些非常刑法建構出白色恐佈的現況，也是當時台灣最嚴重的人權問題。而這些「言論叛亂犯者」大多為冤案、假案及錯案，這些過往至今仍是歷史問題，也是社會轉型正義所須面對問題；近期台灣在推動相關轉型正義法令認定的白色恐怖期間，是至1991年廢除《懲治叛亂條例》、1992年修正《刑法》第100條之時才算告一段落。
提及白色恐怖「正當性」的問題探討，傳統國民黨的立論於冷戰因素，並加上國共內戰及台灣面對人民解放軍的威脅，不得不施行戒嚴等非常體制。如此的立論並不正確，原因在於1950年6月韓戰爆發後，美國第七艦隊就駛進台灣海峽，1955年開始又施行《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簡而言之，從1950年6月之後，台灣及澎湖附近沒有任何一場戰事，武力衝突皆發生在中國大陸的沿岸，台灣根本沒受到直接的武力威脅，如此的情勢在台灣實行非常體制，並無正當性可言。
不絕如縷的改革要求
面對長期白色恐怖的施壓，台灣內部漸漸出現要求自由民主改革的聲浪。主張改革的主要有兩股勢力，一為地方選舉選出的部分公職人員，主張自由民主改革，另一為來自中國的自由派文化人，創辦相關議題雜誌，例如50年代的《自由中國》，60年代末期的《大學雜誌》更結合結合台灣本土主張自由民主的知識份子，都屬於這一系列的發展。
在高壓統治之下，主張自由民主改革有何憑藉呢？抽絲剝繭究因於國民黨對外宣稱施行民主憲政，固然《中華民國憲法》在台灣沒有完全施行，但《憲法》沒有落實的人權保障條文，反而成為反 對派要求國民黨改革的依據及保護傘。
另一方面，當中華民國政府代表中國唯一的合法性是有效時，台灣人民要求當政者進行自由民主改革是很困難的，但若此合法性遭到質疑時，國民黨統治台灣的論述也將動搖。尤其是1971年聯合國2758 號決議案後，中華民國政府已經被國際社會認為不具代表中國、統治台灣的正當性遭質疑時，就必須實行部分的民主改革取得人民的支持。因此，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舉行有限度的國會議員選舉（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來補強他得到人民支持的樣貌。
1972年外在情勢的轉變與改革契機
隨著國會部分席次的改選，提供反對派結集的機會，也就是「黨外運動」。這對國民黨而言改革是不得已的，所以黨外運動的出現，並沒有減緩國民黨對異議人士及本土文化的壓制。例如當時有些基督長老教會以本土語言來傳教，導致國民黨下令沒收泰雅族語、阿美族語和台語白話字之事。其後國民黨政府對黨外運動，更是無所不用其極防堵，1979年12月10日發生高雄「美麗島事件」，使得大批黨外菁英幾乎被捕。此時，蔣經國雖想延續高壓統治手段，但台灣內部及國際情勢已今非昔比，逼使國民黨進一步對自由民主進行開放改革。
如此的局勢轉變，導因於自美國不再承認中華民國之後，根據《台灣關係法》，美國對台灣的自由民主人權較以往更加關心，透過國會及AIT居中介入，給了國民黨政府相當的壓力。其次，台灣的中產階級，包括中小企業主、律師、建築師及醫師等逐漸增加，這些都是要求改革的動力來源。最後再加上反對派及黨外運動持續要求民主改革，總合這三股勢力，讓蔣經國面臨「是否要解除戒嚴？」的抉擇。他深知必須爭取美國的支持，才能有效地對付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要求統一的壓力，所以1987年蔣經國決定要解除戒嚴。然而結束軍法統治手段雖算是重要改革，但台灣仍處於動員戡亂體制裡，而《懲治叛亂條例》等惡法也依舊存在，對人權的保護仍然有限，言論仍然可能會構成叛亂理由，例如《自由時代》雜誌的鄭南榕，之所以選擇自焚結束生命，仍歸咎於自由言論被視為叛亂體制下所導致的。此外，蔣經國既然未推動國會全面改選，當然就無法完成民主化改革之路，台灣的自由民主也無法在他手上完成。
就在這三股勢力持續要求改革之際，蔣經國過世，李登輝繼任總統後，在1990年開始推動憲政改革。而在1991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後，隨即發生「獨台會事件」，面對要求改革「言論叛亂」的不當限制，首先廢除了《懲治叛亂條例》，次年並修改《刑法》第100條，台灣就再也沒有言論叛亂罪，自此白色恐怖時代宣布結束。
此外1992年也完成了全面國會改選，1996年首次由人民選舉決定台灣的國家元首，是民主政治上非常重要的一步，1997年國際非政府組織「Freedom House」認定台灣為「完全自由國家」，完成了台灣自由民主化的階段性改革。
自由民主化後，整體統治基礎建構在台灣之上，但名稱仍用「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這個名稱僅適用於台灣，世界各國並不使用如此的稱呼，但制憲正名的改革，時至今日仍尚未完成，這也是台灣人民須凝聚共同意識，勇往邁進的目標之一。（整理／陳文恬）
《二二八平反與轉型正義》新書發表會暨座談會，東吳大學法律學系胡博硯教授(左起)、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薛化元董事長、台灣政治受難者協會蔡寬裕理事長及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陳儀深董事一同參與與談。(攝影/黃謙賢)
編者邱斐顯女士透露，大學畢業那年才知道就在家對面的天馬茶房所發生的二二八事件，希望未來能透過全面性的教育讓下一代都清楚明瞭此歷史事件。(攝影/黃謙賢)
｛他們的年代：1930~1960台灣文藝復興｝系列活動
撥見台灣藝文歷史上的璀璨光芒
商品陳列｜許聲基（呂基正）｜1934｜53 cm x 65 cm｜油彩｜畫布
入選第8回台展（李宗哲先生提供及授權）
1935年，日本統治台灣的第40年，台灣總督府舉辦「始政四十周年記念台灣博覽會」，彰顯日本人在台灣的建設成果，邀請世界上主要國家重要人士前來參觀；當時中國代表即是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陳儀參觀後說了一句：「台灣同胞，能夠在日本人的統治之下生活，實在是很幸運」。
畫家呂基正在1934年第8屆台灣美術展覽會（簡稱「台展」）中，入選的畫作《商品陳列》，野獸派風格的筆觸，櫥窗內所展示的時髦服飾，畫中以特別的傾斜角度展示商品，及刻意描繪玻璃櫥窗上的外文字樣，營造出當時「新奇」與「摩登」的氛圍。畫中對象雖是神戶的商店，但台北當時早被公認為較之神戶還更加摩登的新興城市，由此似也可遙想彼時台北的城市風情。
從以上的兩條線索，不難理解戰前台灣人民生活與中國有著截然不同的差距，從中國撤退的國府軍與接受日本統治50年的台灣人民，共同生活在這塊寶島上，雙方在生活、經濟、政治及文化上的差距，必定是衍生衝突，再加上國府軍管理及處置失當下，而成為二二八事件爆發主因之一，台灣藝文上許多精湛傑出的表現，也因二二八事件、戒嚴令的施行及白色恐怖，殞沒消失。
往昔的台灣教育會館，今日的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曾是舉辦16回台展的會場，也曾是台灣美術運動的重心；物換星移，隨著時光荏苒的87載，由龍口町一丁目改為南海路54號，這裡承載了許許多多台灣歷史、美術及藝文發展上重要的事件與時刻。而今，我們延續這份使命，自2017年舉辦「他們的年代」系列活動，包括傾聽台灣音樂會、秋惠文庫收藏展及台展系列講座等活動，今年2018年「他們的年代：台灣文藝復興」系列活動，除了仍以台展為重心外，更帶領大家認識1930～1960年代台灣流行歌曲及文壇重要作品，喚起那段在教科書上消失的台灣歷史，撥見那時在台灣藝文歷史上的璀璨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