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會與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合作，於2019年7月27日、28日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一樓展演廳，辦理「台灣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國際研討會」。本次研討會共計5場文章發表及2場綜合座談，邀集專家學者們交流分享。

首日以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長薛化元及促轉會代理主任委員楊翠的致詞揭開序幕。薛化元表示，「隨著檔案史料的漸次開放，未來仍有許多議題值得去探索，因此『二二八事件真相調查與轉型正義報告稿』的完成，並不是代表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調查就此結束，反而應該是進行該工作的另一個開端。」而楊翠表示，「我們不斷與相關機關溝通，截至目前已經找到許多檔案史料，而未來我們也會針對這些檔案史料進行真相的挖掘，除了將監視體制、加害體制等層層網絡研究論述建立起來外，不義遺址的研究與整理也繼續在做，一旦有成果必定會向社會大眾報告的。雖然促轉會僅為兩年之任務型機關，但轉型正義是要長久持續下去的，而在促轉會結束任務前，我們應要有長期的計畫，這個計畫就是要為轉型正義任務打好基礎，以及思考如何建立社會各界與政府機關的合作關係，而讓轉型正義的工作能夠持續下去！」

第一場次，由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黃富三擔任主持兼評論人、前國史館修纂處處長侯坤宏擔任評論人，以及兩位發表人分別為國史館館長陳儀深與國史館修纂處纂修歐素瑛為本場次發表文章。

陳儀深館長在〈台灣人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兩條路線─處理委員會VS.武裝抵抗〉文中提及，處理委員會與武裝路線難以二分，處委會有些會扮演搜繳槍械與接管機關的角色，武裝青年也有願意走談判路線的，而各地處委會成員仕紳所佔比例，由北而南、由西而東遞減，而有組織的武裝路線方面，不論青年、學生或原住民，不同方式的反抗都有其侷限性。不過不論是處委會或武裝路線，事後都遭到不同名目的清算。

歐素瑛纂修則在〈二二八事件對校園的衝擊〉中說明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台北市及鄰近學校宣布暫時停課，學生立即投入抗爭，返鄉的學生或傳布衝突發生的經過，或投入在地各種抗爭行動。事件之後，省教育處著手整肅學風，參與事件或率領學生抗爭的教職人員大都被撤職、解聘，學生大部分都能辦理自新，填具保證書或悔過書後重返校園，僅少部分被開除學籍或退學，而本來自由的學風也在二二八事件後，政府當局強力整頓及嚴格規範下轉趨保守。

第二場次由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吳文星擔任主持人、發表人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林正慧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許文堂，以及兩位評論人分別為陳儀深與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教授川島真。

林正慧助研究員的〈反抗的起點或秋後算帳─關於二二八與白恐的歷史連結〉一文中主要述說二二八事件之後，部分台灣人轉往島外，分成傾共與台獨兩種主張，皆以二二八為宣傳號召，島內台灣人亦是如此，也因而遭到判刑、槍決。在其中包括執政當局刻意清理、秋後算帳，亦有因親友而受牽連者。執政當局曾在事件爆發後有段寬大包容時期，但因國共交手失利及韓戰美軍的支持，對二二八事件參與者轉成清算，嚴密監偵管考，也被貼上標籤成為台灣人的原罪。而二二八事件，也成為國民黨政府遷台後開始長時間白色恐怖的因素之一。

許文堂副研究員以〈二二八事件前後的台灣─以英美兩國檔案與輿論為中心〉說明，美國、英國兩國的檔案中透露中國佔領軍當局的管理施政腐敗，在爆發二二八事件後的一些殘酷鎮壓，這是違反國際法戰爭法中的軍事佔領法規，因而有將台澎置於聯合國託管的說法。美、英兩國的重要報紙也反映了這種輿論，指責中國的不良統治與屠殺，可說是二二八之後美、英等國對於將台灣交由中國統治的疑慮，也因此盟國在日後討論對日和約時，未將台澎主權劃歸於中國。

第三場次由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許雪姬擔任主持兼評論人，以及由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何義麟與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副教授劉恆妏發表文章。

何義麟教授的〈海外二二八事件紀念活動之傳播與影響〉中，提到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島內談論二二八逐漸成為禁忌，相反的海外不斷地在傳播相關訊息。1958年間國民黨政府將二二八歸究於共產黨的陰謀，以無形的壓力使媒體避免談論二二八，但島外部分傾共或台獨運動者皆舉辦二二八紀念活動，也為國民黨政權認為台獨與共匪皆是同夥人，打壓所有政治異議人士。至1980年代黨外運動擴展，才逐漸再度於島內提起二二八，並打破禁忌讓這個重要日子成為「和平紀念日」。

劉恆妏副教授在〈二二八事件對戰後台灣司法的影響〉文中指出二二八事件中當局明顯對台灣在地法律專門職業人才存有一定猜忌，據目前資料，約有兩成比例直接受二二八衝擊而受難。受此衝擊下，有出走司法體系者、離開台灣者，留下來的為求生存亦須學習沉默或放棄部分法治理念。又在事件中因外省籍司法人員遭毆打，亦造成外省司法人員出走，在不相信台籍又爆發外省籍出走潮下，除了加速戰後司法的中國化外，引進素質不良甚至不具資格者，亦使戰後台灣司法品質低落，且在二二八事件的處理過程上，種種非法程序與對法治的不尊重，影響日後台灣司法獨立的審判文化。

第一日綜合座談中，陳儀深館長指出，戰後台灣史研究者應隨現實環境變動關注各項相關議題，並非侷限於某些論述及觀點，此外也需多方面的檔案史料印證真相。川島真教授則認為，各時期、各國對二二八都有不同見解，也會因國際情勢而有不同反應，此也為二二八本身的多面性，會影響二二八的歷史教育及傳播方向。許雪姬研究員談到1990年代行政院委託研究二二八時研究的情形，並強調史料的徵集需耐心與時間，不論是誰都應該將史料徵集當作自己必須擔下的責任。

第二天的第四場次由前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黃秀政擔任主持兼評論人，吳文星擔任評論人，而由林正慧代宣讀國史館修纂處助修吳俊瑩及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蘇瑤崇的文章。

吳俊瑩助修〈海軍對二二八事件的彙報與應處〉運用海軍總部與第三基地司令部等往來電文，說明海軍在二二八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然而因海面無事，海軍的角色類似壯聲勢、讓在台官兵安心的作用。該文並指出海軍第三基地司令黃緒虞對高雄煉油廠的肅清須負起責任，此外本文於查找資料過程中，發現1991年國民黨政府正式面對要處理二二八事件，展開研究報告的撰寫工作時，仍不敢完全直面問題的證據。

蘇瑤崇教授〈試論二二八事件中外省人的傷亡〉文中可發現當時政府高層蒐集數字資料的不確實，而最大問題是藉由使用模糊的「死傷」一詞以誇大外省人的死亡人數，或者合計本省人與外省人公務員的死傷人數用來誇大外省人死傷人數。除此之外，在當時政府中也出現沒有事實根據而刻意扭曲死傷人數之報告。這些國民黨政府虛構的死傷人數，日後被廣泛地做為政治宣傳，用以激化族群對立與醜化二二八事件，其負面影響至今仍存。二二八事件中，不只台灣人，外省人同時也是受害者，歷史悲劇其實是肇因於政治腐敗，而非源自族群問題，「族群因素」只是被政治利用之工具而已。

第五場次由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名譽教授李筱峰擔任主持人，評論人分別為陳儀深、薛化元與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專任委員葉虹靈，而發表人分別為薛化元、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葉浩及早稻田大學地域‧地域間研究機構研究助手平井新。

薛化元之〈轉型正義的應然與實然之歷史評價〉文中指出1987年解嚴時就應依《戒嚴法》履行轉型正義，但中國國民黨未負起責任也不願透過司法體系重新檢視過去遭到軍法審判的平民案件，即使有以叛亂為要件的「補償條例」，但補償範圍有所限制，何況有些受難者並未以叛亂方式處理，或沒有受到審判，如總統府秘書長王世杰遭到免職（1952年）、吳國楨辭去台灣省主席赴美（1953年），故討論轉型正義過程中這些都是必須加以處理的。

葉浩於〈轉型正義實踐中無可迴避的理論工作─一個關於方法論的考察〉提到南非與德國的轉型正義之所以為典範，是因為其有完整的規範性論述，符合其自身文化脈絡與傳統思想，故台灣若要進行轉型正義，其建立一套完整、具有指導功能的論述也是必要的。轉型正義作為一種政治實踐，本身即是一個重新肯認彼此並確定價值的過程，也可嚴格說應該是一個思想更新與文化再造的工程，而其亦意味著此工程將無宣告完成的一天。

平井新的〈台灣的「例外狀態」與轉型正義─台灣案例的特殊性〉則是寫出了台灣至1987年民主化以降，轉型正義大體停留在「補償」階段，至於檔案公開、究責、恢復名譽等方面停滯不前，至2016年第三次政權移轉後的蔡英文政權時期，多項轉型正義工程才漸次開始展開，並以社會和解為目標。台灣的轉型正義結構已出現，故轉型正義不會只成為反映一部分人們的歷史觀或意識形態，而成為現實政治中爭取利害得失的工具，而台灣的「轉型正義」作為一個與其他議題相互關聯而開展的運動，必定有與另外一個運動形成連帶的潛能，也是台灣「轉型正義」的核心特徵。

第二日綜合座談中，與談人之一的李筱峰提到過去研究二二八的淵源，陳儀深則提出研究者相當依賴檔案局、國史館等收集之檔案資料，故真相追逐、檔案史料徵集與管理應該要有延續性，不隨政黨輪替而改變。薛化元在最後表示轉型正義的議題須釐清戰線，塞入太多議題會難以應付，另外也因無法作為正常國家，國際上的轉型正義支援會有問題，故轉型正義的工程相對會比別人慢。薛化元最後強調，「二二八事件真相調查與轉型正義研究報告稿」撰寫是在《促進轉型正義條例》通過後之大框架下所展開，其重要性不可言喻，完成後也並非結束，轉型正義工作要持續下去。（文／游淑如、葉宗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