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仁，1950年出生於台北。在1980年代，以其獨特的敘事手法，與其他新生代電影工作者共同成就了台灣新電影風貌，其後自行設立「萬仁電影有限公司」。作品有〈蘋果的滋味〉（《兒子的大玩偶》中第三段故事）、《油麻菜籽》、《超級市民》、《惜別海岸》、《胭脂》、《超級大國民》、《超級公民》、《傀儡天使》、《風中緋櫻：霧社事件》、《亂世豪門》及《車拼》等，透過鏡頭之游移，紀錄了大時代下台灣社會現實的發展狀況，也特色了屬於他自己的電影語言。

1980年代至1990年代左右，題材貼近台灣現實環境、拍攝手法新穎獨特的台灣新電影運動中，絕對不能不提《兒子的大玩偶》這部代表作，其中第三段〈蘋果的滋味〉，導演萬仁以嘲弄、諷刺的手法描述住在違章建築裡的工人江阿發被美國駐台軍官的座車撞倒送醫的故事，由於此場車禍的發生，讓阿發一家不僅因為有了高額賠償金，也願意送家中啞巴女兒到美國學校受教育，本該是不幸的憾事，但全家卻因禍得福改善生活品質而在感到「幸福不已」。「我33 歲拍攝的第一部電影就是〈蘋果的滋味〉，上映前遭到某些較為『立場不同』的影評成員向『中國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會』舉發，理由是將台北的違章建築貧民區直接呈現在電影裡並不妥當，此外描述上也可能會讓觀眾有『被美國人撞到即可得到補償』的誤會發生，有『醜化台灣人民』的疑慮」。有鑑於此，屬於黨營企業的中央電影公司提出具體建議，打算逕自剪掉該段故事的某些片段，因此萬仁等電影工作者得知後，透過當時《聯合報》記者楊士琪於報紙上的報導後，受到輿論的壓力後才免受刪減的下場，這就是台灣電影史上著名的「削蘋果事件」。

「但其實我被刪剪得最厲害的是《超級市民》！」在解嚴之前，電影公開上映前都必須通過政府有關單位「相當嚴格」電檢制度才獲准放映，而《超級公民》中以反諷的手法描述台北市違章建築貧民窟及底層邊緣人物的畫面，引起了電檢單位新聞局相當大的關切，「沒辦法，我是土生土長的台北人，我無法不注意當時的台北真實狀況」。的確要拍「唯美」的台北生活與人物不是不行，但這不是萬仁想要描繪的部分，「解嚴前的電檢制度讓每個導演及電影工作者心中都有個新聞局電影處，隔壁就是小警總。審核時，只要被認為有問題的片段，審查人就會按鈴指示，當時這部片子要審查時，公司有派員工到現場了解，而我還特地打電話過去問員工說鈴聲多不多，他回說：『前面按了很多次鈴唷！但後面都沒有聲音……』我聽了之後還以為可以安全過關，殊不知沒聲音的原因是審查人看到最後直接建議禁演，省得按鈴啦！」不過後來還是透過居中協調與刪減才能成功上映，「但已經被審核通過《超級市民》要到國外參加影展時，還被新聞局官員追到機場，認為說如果要到國外放映，需要再剪個幾刀才准播放！」現在的我們聽著萬仁在描述當時檢查制度，或許是相當難以想像、不可思議的，但近幾年透過文獻及口述訪談，「電檢制度」、「小警總」確實是成了當時電影工作者創作、執行時所必須面對的壓力。

解嚴後的1995年，描述台灣白色恐怖議題的經典之作《超級大國民》上映，該片描述因白色恐怖下的1950年代參與讀書會而被逮捕並判無期徒刑的政治犯許毅生，由於在情治人員嚴刑拷打下供出好友，導致好友被槍決，而也因為自己的「叛亂、非法」遭遇，使妻子自殺、女兒失去依靠。多年出獄後，深埋在內心長年來的愧疚，希望自己在臨終前可以找到好友的墳墓並親自對他道歉，誠實面對自己最真實的情緒。「這部與《超級市民》、《超級公民》合稱「超級三部曲」，為何取作『超級』，其實是帶點反諷的意思。至於為何只有『超級大國民』比其他兩部多了一個『大』字，回想起來也是又心酸又好笑。起初這部片子沒有片商願意投資，雖然那時已經解嚴了，不過大概還是會有政治方面的顧忌，因此沒人投資就只好拿房子去抵押貸款，拍完很怕沒有票房回收不了資金，於是特地跑去算命，算命說多一個『大』的筆畫，比較可能會賺到錢。」

萬仁說這部《超級大國民》本來不是要這樣拍的，「原本主要是想寫關於黑金時代下，以一對夫婦的角度去探討派系介入地方勢力的故事，當中有一段橋段是他們的父親（岳父）出獄後，懷疑他自己的腦裡被警總裝了竊聽器，所以如果要跟孫子講台灣歷史就要到有高壓變電所的地方講，因為受到電波干擾才不會被警總竊聽到，原本是想寫這樣帶點荒謬、諷刺的喜劇內容」。但在創作的期間，機緣之下對於白色恐怖受難者的研究越加了解，當時政府當局為鞏固政權安定，透過《懲治叛亂條例》等惡法羅織許多冤假錯案，藉此整肅異己監控人民，在各地實行濫捕、嚴刑逼供、關押、槍決及沒收財產等罔顧基本人權的措施，「越研究就越加體會到政治受難者所經歷的血淚，出獄後如何去尋找當初陷害他的加害者，再進而原諒這位加害者。可是寫到最後，又開始猶豫『只講寬恕，會不會太刻意、廉價、簡單化這樣大時代下的心境轉變？』到了199年5 月左右，在台北六張犁公墓發現許多被槍決的政治受難者墓葬，此後又剛好有機會深入訪問受難者家屬，感受到即使受難者身陷囹圄，其實家屬的處境更是為難，不僅在就業、求學受到監視或刁難，更可怕的是隨時可能受到外界不公平的異樣歧視。因此，家屬的心境是很複雜的，也許崇拜他為理想的正義追求、也許怨恨他帶來家破人亡的連累」。所以萬仁又在這部片子加重家屬面對政治犯的角色描述，家屬要承受的苦痛不是單純血緣可以無條件釋懷的，沒這麼浪漫。「被抓進去的人，透過嚴刑拷打，拔指甲、電擊、灌水等慘無人道的行為，為的是要從你口中承認『罪刑』及供出更多共犯，尤其『二條一』（《懲治判亂條例》中唯一死刑的規定）執行，每到清晨時，就會有軍警踏著腳步聲及打開鐵門的鑰匙聲到某間牢房點名，大家都不敢睡覺深怕自己會被點名押去槍決。你們想，在這樣被刑求、被槍決的生命威脅下，選擇明哲保身或是捨身取義？這是相當考驗人性的。劇中男主角許毅生被嚴刑逼供下出賣了老友，決定他成為受害者也成為了加害者，對於老友的逝去，他是相當愧疚的，而這也是情感中最難受、折磨的」。萬仁感受到，如果只是單純指控加害者或是廉價的要受害者原諒都是不夠的，於是決定把電影著重於「贖罪」的層次，而這樣的感受成就了最終《超級大國民》的呈現。

「受害者其實想要的就是一個『對不起』，但這往往卻是最難的部分」。萬仁認為，「我們也曾在戒嚴時代創作過」，感受過政府當局對於基本人權、創作自由的迫害，雖然為不同類型的迫害，但還是相當了解許多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在過去威權體制壓迫下所受到的傷害與無奈。「在台灣，轉型正義是相當爭議的議題，其中有一派說法，『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何必再去碰呢？』此外，也會有人質疑『會不會淪為報復？』隨著解嚴之後，越來越多受害者願意出來講自己的遭遇，也有一些檔案史料出土，但直至目前整個台灣人權迫害史大致還陷於只有受害者卻沒有加害者的氛圍裡。『轉型正義要走的方向不該是清算報復而是要求真相』，而這樣的理念的確是需要花許多時間才能達成共識的，也期許台灣能夠持續勇敢的面對這個人權課題。」其實萬仁還有一個很深的感觸，「回到歷史源頭來說，有關二二八事件的電影好像就《悲情城市》、《天馬茶房》這幾部，過了這麼多年好像也沒有再出現專門針對這個主題去進行創作的影片，再者即使到現在，很多人對於二二八事件的歷史感覺上還是似懂非懂，這也讓我常常思考著，是不是應該要再有一部描述二二八的電影？當然我不喜歡政治，某種層面我還是有雙魚座的浪漫，不願給電影賦予這麼大的社會現實責任，只是如果可以藉由電影的呈現及觀看，讓人可以進行思考、反省，這感覺好像也不錯！」

如果沒見過萬仁導演本人，尤其只看《超級大國民》這部電影的話，就會發現他本人幽默風趣的談吐，跟他近似「陰鬱沉重」（在此暫時極度簡化評語）的電影有著極大的反差，還以為他是多麼嚴肅的人，其實不然。很期待未來能夠繼續看到萬仁導演的新作，紀錄台灣人文歷史的美麗與哀愁，也期待像他所說的「希望我們台灣人民能夠正視歷史，即使遇到轉型正義困境，都能夠不斷的勇敢下去！」（文／游淑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