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30～1960年代，臺灣歷經日治時期、二戰轟炸、國府軍接管等政權移轉、戰事及撼動臺灣社會的事件，戰爭的破壞讓昔日的繁華生活及瑰麗建築不復存在，戰後又面臨統治權急遽翻轉，身份認同也陷入混亂搖擺。

在這期間，除了攝影名家外，還有些平民攝影及檔案照片，透過鏡頭留下珍貴的歷史紀錄，及不同的統治者基於不同目的，拍攝與臺灣相關的紀錄或宣傳影片。這些影像攝影作品僅是特定時空的片段畫面，無法完整還原當時的環境背景，但仍不失為一窺這段歷史的切入視角，而具濃厚宣傳意味的影片，以現代眼光或許有些荒謬，卻也保留當時的生活面貌。

展覽中透過靜態的影像紀錄及動態的錄像作品，介紹日治臺灣的庶民百態、戰時的動員狀態、轟炸下的斷垣殘壁以及戰後的困頓環境，呈現臺灣這段身不由己的動盪年代。

　

1930年代日治下的臺灣

時序進入1930年代，日本當局將臺灣打造「日本農業生產基地」的基礎工程陸續完備，不僅人口普查、國土調查皆已完成，主要的交通建設，如基隆到高雄的西部縱貫鐵道也已開通逾十年，港口的建設及臺日間「內臺航路」的行駛，也加速日本商品與臺灣物資的流通，經濟發展有了穩當的基石；民生基礎建設如嘉南大圳、日月潭水力發電廠也在此時陸續完工，不僅提高農產量，也為新興工業帶來了豐沛且廉價的電力，整體社會秩序相較於日本領臺初期更為穩定。

 

穩定的社會發展

經歷霧社事件日本統治當局強烈鎮壓，左翼團體受到整肅，大規模武裝抗日行動幾乎不再有。此時的市區可見寬敞大道及繁榮街廓，百貨商行接連出現，臺北公會堂（今中山堂）、臺灣總督府博物館（今國立臺灣博物館）及新公園（今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的設立，提供了人們集會、活動的場所及生活休閒的去處。在此同時，「皇民化」運動在臺展開，統治者透過國語運動、改姓名、志願兵制度、宗教社會風俗改革等政策手段，建立臺灣人對於日本統治的認同與支持。

 

蓬勃的文化活動

日治時期的臺灣，接觸了不少新觀念新事物，進而帶動文化活動的蓬勃成長，民間祭典、棒球、相撲及賽馬等等休閒活動多元發展，再加上「有用學術」的教育概念之下，推動圖畫、音樂、教育等文化藝術，各式各樣的活動如「臺灣美術展覽會」、「台陽展」、「臺灣文藝聯盟」及「臺灣新文學」等等，如雨後春筍般相繼出現，這些藝文創作者在臺日兩地更有不少亮眼的表現。

 

臺灣博覽會

1935年，為了展示統治臺灣40年的成果，臺灣總督府與民間仕紳、店家共同舉辦「始政四十週年記念臺灣博覽會」。總督府期待以臺灣成為殖民地施政的成功範本，透過展示不僅僅表現日本政府的殖民治理能力，亦有利吸引日本內地與國外資本前來投資。

臺灣博覽會以臺北市為主展場，其他縣市則設有分館。臺北市有三大會場、一分會場。第一會場設置於臺北公會堂周邊，佔地1萬3,000坪，主題為臺灣產業（土木交通、糖、礦、林業等），與滿州、朝鮮的介紹；第二會場位於新公園佔地2萬4,000坪，介紹殖民以來臺灣的社會文化發展，與日本本土情況。第三會場坐落草山溫泉一帶設有觀光館，是宣傳本地觀光的重要設施；佔地4,000坪充滿「南洋風味」的大稻埕分會場，則展示日本南進政策的現況與未來目標。

 

蓬勃的文化活動

日治時期的臺灣，接觸了不少新觀念新事物，進而帶動文化活動的蓬勃成長，民間祭典、棒球、相撲及賽馬等等休閒活動多元發展，再加上「有用學術」的教育概念之下，推動圖畫、音樂、教育等文化藝術，各式各樣的活動如「臺灣美術展覽會」、「台陽展」、「臺灣文藝聯盟」及「臺灣新文學」等等，如雨後春筍般相繼出現，這些藝文創作者在臺日兩地更有不少亮眼的表現。

　

戰時的臺灣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臺灣雖尚未正式受到戰火波及，但將臺灣視為內地延伸的日本政府，已開始要求臺灣人民進行戰爭準備。隨著戰事升溫，從學校到鄰里、不分男女老幼動員起來，從因應空襲的防空消防演習開始，到後勤物資的募集，最後招募人民赴前線作戰，臺灣社會逐步陷入動盪不安的戰事中。

 

大規模的防空消防演習

日本政府意識到若太平洋戰爭開啟，臺灣身為戰線最前端的重要軍事地位，必定將受到戰火波及，故「消防組」改制為「消防團」，並結合由街坊鄰里組織的「鄰組」力量，開始積極動員地方基層力量，於各地舉行防空消防演習，因應未來可能發生的空襲事件。

 

資助前線作戰

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派駐百萬軍隊前往海外各地，連年征戰耗費巨大軍費，為此，日本政府頒布《國家總動員法》，明訂戰爭時期所有人員與物資必須納入國家的行政統籌規劃。在政策宣導與社會氣氛下，臺灣開始推行民間的「獻納活動」，由民眾提供錢財資助日本建造軍機、軍艦，同時，部分社會團體也投入後勤支援活動，如「愛國婦女會」的臺灣支部，除了提供財物資助日本作戰外，也進行準備軍糧、製作前線慰問袋、縫製衣物等支援工作。

 

社會開始戰備訓練

作為日本內地的延伸，處於戰火第一線的的臺灣，隨著盟軍的大反攻，戰事瀰漫著「決戰大臺灣」的戰鬥意識。當時除了青年人組成「青年團」進行戰爭操演外，學校教育的內容也有大幅度變化，與軍事相關的課程，成為學校的「必修科目」，學生開始進行作戰訓練。最後，在《義勇兵役法》發布下，全國適齡男女都編成國民兵組織，女性也要拿起武器，準備應戰。

 

招募臺灣人民赴前線作戰

在「皇民化」運動及戰爭氣氛的影響下，臺灣社會也曾多次為日軍舉行遊行慶祝。隨著戰事吃緊，日本政府需要補充兵員，於1942年起開始在臺招募「陸軍特別志願兵」及「海軍特別志願兵」，大量臺灣青年前往應徵，到了戰爭末期，於1945年在臺灣全面實施徵兵制度。據日本厚生省統計，截至日本戰敗為止，臺灣共有207,183人投入前線作戰，其中死亡人數為30,304人。

　

空襲下的臺灣

二戰後期，同盟軍的戰線正式延燒至臺灣。1944年10月12日爆發「臺灣沖航空戰」，短短五天內，在臺灣上空美日雙方共發生4,320餘架次的空戰，並開始大規模轟炸臺灣各地，這樣的空襲慘況一直持續到1945年二戰結束。根據「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的統計報告，截至1945年8月10日止，臺灣空襲死亡人數5,582人，受傷8,760人，房屋全毀45,340棟，超過30萬人無家可歸，而實際數字可能遠大於此。

　

戰後的臺灣

二戰結束後，陳儀及國府軍來臺接管。此時臺灣人民歷經戰爭苦難，期待「祖國」的接管可以為臺灣帶來嶄新的局面，但事與願違，國府軍治理下的臺灣，物價飆漲、文化落差及治理方式背離法治等等社會衝突不斷擴大，1947年2月27日天馬茶房的緝菸事件成了導火線，引爆二二八事件，而後國民政府撤遷來臺，1949年頒布戒嚴令，臺灣社會在大時代的動盪中，又呈現另一種光景。

 

「光復」臺灣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10月17日，國府軍第70軍從基隆首批登陸臺灣，10月25日，中國戰區臺灣省受降典禮在臺北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行，由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與臺灣末代總督安藤利吉簽署「受降令」。臺灣民眾接納了官方定位的「光復」，慶祝國府軍來到，並期待戰後早日恢復秩序。

 

戰後的動盪與二二八事件

曾歷經日治時期繁榮的臺灣社會，無論在工業、農業或是教育上的成就皆遠遠進步於中國內地，然而在「光復」後，迎接而來的卻是比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更不堪的統治，導致臺灣本土菁英大失所望，開始批判政府。再加上農經政策不當，法幣與臺幣匯兌不公，引發糧食危機並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民怨蓄積已久下，終於在1947年二月底爆發二二八事件。

 

戒嚴與反共復國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國民政府以武力鎮壓臺灣，造成臺灣人民與國民政府的矛盾衝突。其後，第二次國共內戰國府軍節節戰敗，宣佈臺灣進入戒嚴時期並隨後撤遷臺灣，一時間風聲鶴唳，白色恐怖瀰漫社會。社會秩序雖然在高壓統治下逐漸恢復正常，但市景隨處可見的「反共復國」宣傳口號、「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以及對領袖的偉人化現象，恰好為那段令人不忍的年代，留下一段荒謬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