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常態展區以歷史步道的意象，結合傳統及數位互動式展現手法，展示二二八史料及歷史紀錄，還原歷史現場，讓參展者體會當時的歷史氛圍，瞭解歷史梗概，進而檢視台灣數十年來人權法治的進程及自由民主的落實。

詹三原（1942年12月2日－2021年3月23日），一位基督徒，一位嘉義在地藝術家，更是一位「民主畫家」，他愛鄉愛土，以畫筆描繪鄉土的景色，也身體力行，長期投身台灣的民主運動，更不畏懼於威權統治之下的壓力，為台灣首座二二八紀念碑的設計者。詹三原或許只是在時代洪流中裡的小人物，但小人物畢其一生，擁抱所摯愛的繪畫及貫徹所堅持的理想，在威權統治的年代，與眾人合力、排除萬難，在嘉義市的彌陀路口上豎立全台首座二二八紀念碑，為台灣歷史噤聲的陰霾中劃出一道曙光。

詹三原就像一粒落在土裡的麥子，化自身力量為養分，讓理想能成長、茁壯而結穗，使眾人能享受民主的果實。在詹三原辭世2週年之際，本館特別企劃此次畫展，除了展出詹三原用以體現他愛鄉愛土情懷的繪畫之外，並介紹他所參與的嘉義市二二八紀念碑建碑始末，揭示在那個言論箝制的年代中，一群無所畏懼、勇於揭露歷史真相的小人物。

1945年日本戰敗，中華民國接管臺灣，兩年後二二八事件爆發，全臺動盪。不同地區的原住民族在此其中，或集體參與，或避免介入，雖各有不同，但都是當時的部落領導者從部落主體的角度思考後的抉擇。

事件當下，原住民族並未遭到大規模處決，但族群意識明確的若干原住民族菁英，仍在其後的白色恐怖中遭到整肅，如「湯守仁等叛亂案」中部分受難者被捕服刑，部分槍決於安坑刑場。

二戰後初期的高山自治、歸還土地、正名等主張，也因日漸嚴密的監控與社會控制而成為隱流，難以公開倡議。中國化的文化政策，更是讓原住民族日漸失去自己的語言、文化、認同，以及歷史。

台灣第一代西畫家李石樵（1908-1995），一生光明磊落，不趨炎附勢，以身為畫家為榮。他擅長描繪人物、風景與靜物，乃至於抽象畫，不過他認為只有人物畫才能表達情感，因此最愛畫的還是人物。

向來寡言的李石樵，歷經了日治時期、二戰、二二八事件到戒嚴時期，對政府從期待轉而不滿，在噤聲的時代中，他將批判時政的「話」，以寫實、對比的構圖安排隱藏於「畫」；從他1930至1960年代創作的人物像《合唱》（1944）、《市場口》（1946）、《建設》（1947）、《田家樂》（1949）、《大將軍》（1964）等作品，反映變動時代的社會樣貌與庶民觀感，是他一生創作中的代表作，更是台灣美術史上無可取代的經典作品。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原「臺灣教育會館」，落成於1931年日治時期，共計有6回臺灣美術展覽會及4回臺灣總督府美術展覽會在此舉辦，是臺灣近代美術發展的歷史現場。本年度「二二八藝文系列．他們的年代」特別企劃本展，以李石樵於1930至1960年代創作的人物畫為主，除了展出10餘幅經典畫作之外，也透過歷史檔案資料的爬梳，串連起李石樵與摯友們於二二八事件中的遭遇。一場以文史為軸心的臺灣近代美術饗宴，邀請您蒞臨參與。

1947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以及隨後大規模軍事鎮壓及清鄉，是臺灣近代史上影響最深遠的事件之一。對於事件發生的原因，包括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政治貪腐、經濟剝削，以及臺灣與中國分隔半世紀的發展，導致事件爆發的宿命結構因素。而這些都較著重在顯而易見的層面，較少人注意到1945年二戰結束後一、二年間，因為國民政府接管臺灣的種種缺失，導致公共衛生與防疫機制失能，鼠疫、霍亂、天花等傳染病在臺灣又重新復發，造成數千人因傳染病死亡，引起民心高度恐慌，增添社會動盪的潛在因子，成為引爆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之一。

本次特展探討從日治時期至1945-1947年間，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初期施政狀況，以公衛做為探討重點，爬梳歷史脈絡、彙整相關數據並展示圖文、史料及訪談，還原二二八事件前，臺灣社會面對傳染病蔓延以及政府防疫不力的恐慌。

臺灣的民主自由，經歷二戰後威權政府壓抑、解嚴後民主深化的崎嶇之路，在一場又一場的選舉中，候選人提出政策藍圖、民主自由的理念、國家定位的主張，影響人民的思維用選票決定臺灣的未來，造就今日臺灣民主自由的社會樣貌。藉此展示臺灣從威權統治到民主深化的選舉發展概貌，選舉政見帶動臺灣社會變革、民主深化，讓民眾了解臺灣的民主歷程，珍惜今日得來不易的選舉權。

1945年10月25日，臺灣作為戰敗國日本的殖民地，統治權力由日本轉移到國民政府，許多人期待這個不同於日本且又陌生的「祖國」，可以帶給臺灣人新希望。然而，受過日本現代化統治的臺灣人，逐漸驚覺新政權——國民政府的統治失當、貪污腐敗，以及公權力的濫用，使人們不滿的氛圍漸漸高漲。

1947年2月27日，查緝私煙不當反誤傷人命，引爆人民積壓已久的不滿情緒。大稻埕的衝突擴大到次日行政長官公署前的衛兵朝群眾開槍，倉皇逃竄到廣播電台的民眾透過廣播「全島放送」，將長官公署前血腥鎮壓的消息散布全臺，使人民對於國民政府的不滿全面爆發。

1947年3月1日，民意代表召開緝煙血案處理委員會，並於3月2日改組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在中山堂召開大會，納入各方代表，希望讓事件圓滿落幕。4日通知十七縣市組織處理委員會，事件處理的後續發展似乎轉趨樂觀。然而就在各地處理委員會成立的同時，陳儀電請蔣介石從中國派兵支援。陳儀一面向中央請兵，一面調動島內兵力，卻對外宣稱不會進行軍事鎮壓，使事件走向無法和平落幕的方向。

1947年3月8日，從中國前來臺灣的軍隊整編二十一師分別於基隆港和高雄港登陸，行政長官公署下令解散處理委員會，各縣市曾參與處理委員會分會議論時政的成員與群眾，紛紛成為逮捕及清算的對象；在軍警策劃戒嚴，部署軍隊執行綏靖與清鄉之下，許多民眾也不能倖免於軍警無差別的屠殺與劫掠。二二八事件從協商溝通的希望中破滅，走向了國民政府武力鎮壓的局面，並在島嶼遺留下慘痛記憶的屠殺處與槍決地。

中部地區的二二八事件從3月開始，各地紛紛開始行動，並於戲院、政府機關等人群較多的地方開始集結、展開抗爭。除了地方仕紳與民眾的溫和集會外，亦有不少民眾開始組織武裝抗爭行動，如臺中的二七部隊、竹山觸口之役、雲林虎機場事件及斗六、北港、梅山、樟湖等地的衝突。中部地區的二二八事件呈現多元、激烈的型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