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德雄（廖進平三子，時為學生自治會聯合會會長、處委會治安組副組長）：

十一月，父親和蔣渭川、張晴川、黃朝生、呂伯雄、王萬得等人，在太平町三丁目（今延平北路二段）的「三民書局」成立「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蔣渭川任總務部長，王萬德任組織部長，黃朝生任財政部長，張晴川任經濟部長，父親任宣傳部長，其他李仁貴、王添灯、白成枝、陳春金、曾得志、黃旺成、楊元丁等人任理監事。當初申請立案的是「臺灣民眾黨」，但是陳儀不准，說地方政府無此權核准，要申請，要去南京內政部。父親透過李翼中談條件，才准以「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的名義成立。

⋯⋯一九四六年四月下旬，父親說，大陸學生為抗議北京大學女學生沈崇被美軍士兵強暴案件和紀念五四運動，將舉行大遊行，我們也應該利用這次機會，動員人民團體，同步遊行，抗議陳儀的種種不當施政。

這是戰後臺灣第一次民間大遊行，由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主導。父親申請遊行，口號是響應北京的沈崇事件，實際上是憂慮臺灣的經濟即將崩潰。遊行後，羣眾預定聚集於行政長官公署前，當面向陳儀抗議。父親叫我們學生隊也來參加⋯⋯五月三日，我們台北市學生自治會會長開會討論相關事宜。五月四日早上八點，從各學校出發，聯合了開南商工、臺北工業學校、成功中學、泰北中學和臺北商業學校等學生大約六百多人，由我擔任總指揮，往行政長官公署出發。

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人士率領社會團體和各地角頭組織和獅鼓陣，大約兩千多人，從大稻埕遊行，一隊由臺北橋前進，一隊由龍山寺前進，會集於長官公署⋯⋯這次五四運動，其實已是二二八事件的前兆。

⋯⋯（2月27日）晚上八、九點，有民眾從南署後面走來，說，四個警察已經從後門放走了。民眾更加憤怒，成羣結隊回「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辦公室，希望有個因應方案出來。父親他們在延平北路二段三民書局後的政治建設協會緊急開會，決議第二天要遊行抗議。

當天晚上十一點多，父親回到家。說，第二天遊行抗議之事，社團的部分都已安排妥當，叫我明天帶學生隊參加。上午十一點在長官公署東邊等候。




蔣碧雲（蔣渭川次女）：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上午，早春的太陽照著我們家的中院，父親在辦公桌旁聽收音機的廣播，我因事件發生後書店沒有營業便閒著，正在和母親商量午飯的事，突然有店門被用力踢開的聲音，同時有兩位女店員以恐怖的表情跑進來，其後有一個瘦瘦的穿黑衣服的男人追過來，另外還有兩個同樣服裝，拿著步槍的人跟在後面，父親急忙的問「什麼事呀？」對方卻說「你是什麼人？」「我是蔣渭川，有什麼事。」父親回答說。「蔣渭川，好，出來，出來。」右手拿著手槍的那個人以左手揪住父親的衣領就向外面走，父親問：「到哪裡去。」對方不答，拖鞋已掉落，赤著腳的父親被那個人一直拖出去，母親跟在後面一直哭叫。

我照母親說的跑進房裡拿父親的皮鞋再出來時，父親和那個人在騎樓下對站著，胸部還被揪著，我想幫父親穿上皮鞋，皮鞋卻被一腳踢開了，接著我眼裡看到的是那個人把槍口對著父親的額頭要開槍的情景，全身的血液好像在逆流的感覺中聽到了卡、卡兩聲，好像沒有子彈打出來。那個人把槍搖了幾次，那瞬間我母親把那個揪著父親衣領的左手用力的掙開，父親馬上跑進店裡去，拿著步槍的警察即以槍柄重重的打了母親。

母親哀叫了一聲倒下去，我也因恐怖和悲傷而大聲哭了出來，另一個人就打了我一個耳光吼著：「哭什麼。」拿手槍的跟著父親追進店裡去了。我進店時看到一位父親的朋友站在書櫃旁向我招手。我到他的身邊時他說：「靜靜的站著，不要看他們的臉，也不要動。」接著我聽到三聲槍響後那時持手槍的跑出來了，和在外面等著的兩個人一起向台北橋方向走了。

當時所發生的這一切的情形，書局對面二樓窗口擠滿的人群都看到了。

我扶著母親一起進到屋內後面廚房邊時發現四妹倒在血泊中，小弟也站在那裡哭著，男店員和妹婿長安趕忙把後門扇拆下來當擔架將四妹送到洪外科去了⋯⋯

辦完四妹喪事後，在大哥建議下書店恢復營業了，來買書的客人不少，許多出版社送雜誌或書籍來委託販賣，其中有書名「前鋒」的雜誌銷量不錯。有一天一個警察大隊的人來店裡要委託販賣他們發行的報紙。大哥很生氣的說：「殺了我妹妹的兇手的報紙絕對不能替他賣！」而叫我拒絕他。然後過了二、三天的一個早上來了四、五個憲兵　宣佈說「要強制查封書店。」我們只帶了少許隨身用品，就離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