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德雄（廖進平三子，時為學生自治會聯合會會長、處委會治安組副組長）：

三個警察打死陳文溪後（按：查緝隊伍中有四名員警，而非三名；陳文溪是查緝員傅學通開槍所殺，並非員警），逃往中山堂旁的總局，以前叫「南署」。民眾包圍南署。城隍廟的獅陣隨之進入南署，與警察談判，希望警方交出當街殺人的警察。警察說，等我們找局長陳松堅來，再做決定。結果局長一直沒出面。晚上八、九點，有民眾從南署後面走來，說，四個警察已經從後門放走了。民眾更加憤怒，成羣結隊回「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辦公處，希望有個因應方案出來。父親他們在延平北路二段三民書局後的政治建設協會緊急開會，決議第二天要遊行抗議。



吳克泰（時為臺大學生、《中外日報》記者）：

我在回報館編輯部的路上，遇上了追捕兇手的群眾，即參加了進去。群眾團團圍住了警察局，幾次衝進警察局長的辦公室，要求交出兇手加以嚴辦。警察局長驚恐萬狀，支吾其詞，拖延時間。後來又說兇手已經交給憲兵隊了，群眾立即包圍了憲兵隊，並派代表進去交涉，要求交出兇手加以嚴辦。



周青（時為《中外日報》記者）：

幾百個群眾圍住警察分局（按：即港町派出所）要求交出兇手。雙方大約僵持四十分鐘才發覺兇手已被轉移到總局保護起來，人群便衝向城內的警察總局。這時，人群已由數百人迅速增為數千人。警察局長陳松堅手忙腳亂，幾次站在二樓陽台說話都被人群的怒吼聲打了回去。這樣僵持一個多小時，忍耐不住的人群有人衝進局裡，才發現兇手早就轉移到附近的憲兵第四團團部（按：查緝員等並非被送往憲兵第四團團部，而是臺北憲兵隊。）。



周金桂（王瑞國之妻）：

他（先夫王瑞國）於民國36年3月二二八事件，戒嚴時期，因年輕（當年18歲）好玩，大約3月15日左右晚上11時左右，宵禁時間一時衝動，就跑到康定路祖師廟及龍山寺附近夜遊，剛出門不久即被軍警抓走，強押至南署扣留，於扣留期間，軍警以槍托、警桿毆打、訊問。繼續不斷毆打，欲強迫其認罪，想羅織其為不良份子邀功。但先夫只是一介勞工，一時年輕貪玩外出而已，不知犯何罪，堅不承認。軍警無奈之下，先後扣留九天，才將其釋放，但遭如此刑求之下，已種下嚴重之內傷，釋放後又不敢對家人講述，延誤醫治之時機，留下嚴重之內傷殘疾



蕭錦文（時為大明報記者）：

⋯⋯把我帶到南署（現今臺北市警察局）地下室，將我綁起來，他們用槍管打我，問我舅舅跑到哪裡？（我也不知道他們去哪裡探聽大明報社長是舅舅）不斷拷問！我被打到昏倒大概2-3次，昏倒就用水潑我，被潑水我就醒來，他們又開始搖我，逼問到底要不要講，我一直跟他們說「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裡！」他們又繼續刑求，用槍管往心臟方向打，眼見逼供無法讓我說出舅舅的下落。後來又來兩位刑事，其中一位將我頭髮往後拉，我就臉朝天，跪著，用毛巾蓋住臉，用一個大水壺把水淋在臉上，水一淋不能呼吸就倒下。好像倒下兩次。醒來還是繼續刑求。後來心生一計，乾脆隨便，看能不能趕緊離開這裡。我就騙他們「在頂樓樓梯下堆放雜物的地方，可能躲在那裡」。說完只是沒有刑求，還是把我關在地下室牢裡。

我被打到全身是內傷，當晚就發燒不能吃、不能睡。我央求有牢房的一位臺灣人警察，到我媽媽家去幫我拿大七厘散傷藥。隔天他真的拿來，服後燒漸漸退去。這樣在牢裡關了一段時間，有一天他們突然打開牢房大門叫我出來，我的手被反綁在後面，眼睛也被矇住，當時槍殺犯人都在背後插個牌子，什麼名字，什麼罪。就這樣把我趕上卡車。車停了兩次，因為眼睛被矇著所以不知道在哪裡，後來又把我載回來，大概11點多，我心想奇怪不是要載去槍決怎麼又回來，送我回警局地下室，後來才知道，原來民國36年國防部長（白崇禧）奉蔣主席之命來臺，下令「所有人犯，未經審判，不得槍決」，所以才撿回一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