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漢出身竹南地主家庭，畢業於日本中央大學法科，通過司法科高考後，返台在台北永樂町開業當律師。李瑞漢平日為人豪爽、富正義感，日本人要求他改日本名字，仍不為所動，為了不改日本姓名，他的孩子在學校讀書屢遭欺侮，李瑞漢曾經替長老教會與日本官方的財務糾紛打官司，惹得日本當局視他為美國的間諜。

終戰後，仍為執業律師，並當選台北市律師公會會長。對於新的政局，和一般台灣知識份子一樣，抱持著希望與期待，曾經與一批社會領導人士一同發起出資修建介壽館（今總統府），以便國府的接收。有一次，有一家叫做「迎」婦產科的日本人醫院，替國軍七十軍的一位軍官的妻子開刀，這位罹患癌症的女病患因注射盤尼西林反應不良而不治死亡。軍官不放過醫院，打起官司。醫師公會委託李瑞漢為被告辯護，審判結果，醫院勝訴，法院判決病患之死為不可抗拒，醫院不須賠償。軍方對此頗表不滿，也連帶對李瑞漢懷恨在心，因此在二二八事件中藉機報復。

二二八事起，李瑞漢並無任何暴動行為。只是在三月初，召集台北市律師公會會員開會，檢討時局，提出改革建議（當時行政院長官陳儀對外表示歡迎各界提出興革意見）。李瑞漢他們提出之建議書內容，不外「司法獨立」、「起用本省人」之意見，並無什麼激越言論。

3月10日下午，李瑞漢的一位來自台中的朋友林連宗（亦執業律師，省參議員及制憲國代），因交通中斷，暫住李瑞漢家。該日下午四時許，林連宗、李瑞漢，以及同樣執業律師的弟弟李瑞峰（亦是中央大學畢業）正在李瑞漢家中的客廳聊天，一邊吃隔壁鄰居送的魷魚煮成的粥，忽然有四個便衣和一個憲兵軍官前來，表示要找李瑞漢，在場的林連宗及李瑞峰主動向他們表明身份，結果也一併被「請」走，軍用吉普車載走後，一去不回。

李瑞漢走後，李妻焦急萬分，到處打聽下落，每聽到某處出現屍體，便前去認屍，皆無所得。經過數年，音訊杳然，李家後來3月10日，李瑞峰三人被捉走的日子，作為忌日。並且，每逢3月10日，他們吃魷魚粥以作紀念。

弟弟李瑞峰走後，人王家破，孩子被送進孤兒院，處境相當淒涼。沒想到，台灣的「光復」，帶給當時台灣的社會菁英份子，是這般苦澀的果實。

（摘錄自李筱峰，1990，《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