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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品

二二八通訊/2019年12月號

董事長的話──對於探究政治監控責任的初步想法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薛化元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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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政治檔案陸續開放,未來針對過去非常體制之下,人民遭到監控或檢舉的事件,勢必有讓當事人得到重新檢視認識的機會,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有助於釐清非常體制下相關人權案件的真相,甚至進行責任的探討。但是,長期的非常體制下,對當事人的監控,在性質上或是實際影響層面,則有相當大的差異,不宜一概而論,值得未來進行類似問題時重視。

基本上,在長期的威權統治下,針對人民的監控,往往不只是透過編制內的情治工作人員或是受指派的公務人員,也有透過制度的設計或是威脅利誘,導致親近的朋友、親友進行彼此監視的工作。茲舉一例如下:如當事人受到軍法審判之後,出獄之時必需要有人具保保釋,才能得到出獄,但是導致保證人在非常體制之下,必須定期向情治單位彙報受害者出獄後的動態以及他的行為交往,如此這樣的制度設計,基本上可以說是對於人性的扭曲,甚至造成親友之間彼此一定程度的緊張。就此而言,面對那麼非常體制之下長期存在的監控制度,應該做什麼樣的理解才能夠達到揭露真相,而且能夠釐清責任輕重的問題,實在值得深入探討。

根據前述的討論,或許有關告密者或是監控者應該加以分類,而根據責任的輕重,未來再進行耙梳討論,不可抓小放大,也不可把重點放在枝微末節,反而放過了重要的問題。就此而言,對於製造冤假錯案,或者是透過檢舉牟取不當的得利,導致被檢舉人或被監控者因而入獄失去自由,或是經濟、精神的損失,此種情節相對嚴重,或許應該是優先掌握的重點。至於只是單純的監控,而對當事人沒有造成嚴重或實質的傷害,就此而言,在責任跟重點上,比起前者要輕,因此在歷史真相與責任的探究上面,應該先考量是否可以以前者作為重點,而不宜優先以後者作為社會獵巫的一種取向,如此則有助於釐清歷史的真相,同時在探究責任之時,也可以有一定的比較分析,才不至於出現前述所謂抓小放大,而忽略了重要的傷害者。

就好比《基督山恩仇記》這本小說中所陳述的,對當事人進行誣告或者是不當的檢舉,造成實質傷害的案件,應該置於轉型正義探究的重點。如果對相關的檔案資料,仍不能有一定程度的掌握,則應該進一步研究、探究,不宜只是獵巫性地看到檔案中的姓名,就以為掌握了加害體系的重點。因為對非常體制之下,究竟造成哪些重大的案件,基本上已有一定程度的掌握。而製造冤假錯案的監控、誣告,也有不少在檔案中已經呈現。就此而言,如何按圖索驥,掌握證據,深入探究,是重點之所在。以上淺見,拋磚引玉,謹就教於方家。

執行長的話──年度的回顧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楊振隆 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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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經過這兩年來一點一滴的改變及經營觀念的扭轉,總算有個常態且較有效的運作。同仁們的努力與團隊的合作也創造出許多令人欣慰的成果,反應在實質上的回報就是來館人數的回升,如此,成立本館以傳達理念或者社會教育的功能,才有其實際的意義。否則一個蚊子館有何存在的必要?兩年來,我們除了開放三樓,設立二二八藝文空間注入軟性元素外,也在二樓的中庭定期開辦真人圖書館,由受難者、其家屬、人權工作者及其他有志之士分享他們的生命故事,藉由與民眾互動以達到啓發的效果,再加上不定期的音樂聚會以疏緩二二八的沈重氛圍,這些事例都是為了二二八教育的開展。至於展示部份,除了北翼展場的常態展外,我們把南翼展場切割為兩個特展場所,增加特展的場次以吸引更多的人來館參觀,排除一個特展展3年的怪現象,因此,本館光是今年的特展就已超過10場。而一樓的展演廳,除在辦理各類教育研習營及人權講座等等外,也固定播放人權電影及映後座談。在這些館內的活動以外,館外也有定期的二二八走讀,除台北市外,並擴及其他縣市,此外還有不定期的巡迴特展。至於與國際間的人權交流更不在話下。而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在努力推動及開創館務以達成其設立的目的與意義時,有項最重要的靜態活動也將一併現身,就是由本會董事長集合龐大學者群,歷經兩年多研擬撰寫的《二二八轉型正義報告書》即將完成出版,這是對二二八的教育傳承影響深遠的大成就,希望各界人士給予正面的看待。

基金會會務──第12屆董事及監察人新貌

依「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捐助際組織章程」(以下稱本章程)第五條、第十二條規定,暨奉108年10月22日院授人培字第10800460631號函,聘薛化元先生、陳宗彥女士、范巽綠女士、李連權先生、陳儀深先生、許文堂先生、楊翠女士、林正慧女士、黎中光先生、藍士博先生、林黎彩女士、潘信行先生、江榮森先生、周美里女士、李慧生女士等15位為本會第12屆董事,聘楊翠華女士、楊登伍先生、簡丞婉女士等3位為本會第12屆監察人;其任期至2021年6月30日止。

本會於2019年10月31日(星期四)下午4時召開第12屆第1次董事暨監察人會議,依本章程第6條「本會置董事長一人,綜理會務,對外代表本會,由董事互選之」規定,順利選出薛化元董事為第12屆新任董事長,原任執行長楊振隆先生援例於新任董事長選出當日解任。

隨即由薛董事長依本章程第十一條第一項「本會置執行長一人,承董事會之命,綜理本會業務,由董事長提名,經董事會同意聘任之;解任時亦同。」規定,為順利繼續推動會務於第12屆第1次董事暨監察人會議提名楊振隆先生續任本會第12屆執行長,並獲全體董事一致同意通過聘任。(文/陳雅真)

2019年學生青年二二八事件暨人權教育研習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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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化元老師講授「二二八事件與後續白恐時期下的歷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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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翠蓮老師講授「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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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執行長楊振隆於課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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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分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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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營學員於二二八地景小旅行之合照

在暑假的尾端,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於2019年8月31日、9月1日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舉辦了「2019年學生青年二二八事件暨人權教育研習營」。此次研習營吸引100餘人報名,最終共有54名來自不同學校、科系乃至地域的青年學生前來參與,在兩天一夜的營隊中,學員透過課程、導覽、電影、分組討論等不同形式的活動,深入了解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原因、始末以及影響。並且明白轉型正義及人權理念扎根為何重要,未來又能夠如何有所行動。青年潛力無窮,這次研習營的所有學員,都將成為二二八事件普及化及推動轉型正義的種子,在不同的領域影響更多民眾。

此次研習營共有四堂課程、一堂導覽、一堂電影欣賞以及分組發表。課程部分,四堂課程皆以不同面向切入,首堂課程由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薛化元老師為學員提供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歷史脈絡,作為基礎引導課程,老師為學員清楚分析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差異性、特殊性,學員藉此掌握基礎知識。第二堂課程由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陳翠蓮老師授課,在基礎知識上,進一步地帶領學員深入探究二二八事件,老師以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的視角切入,呈現當時的政治情勢,將二二八事件立體化。

第三堂課程開始時,講師先帶領學員討論林雙不老師於1983年發表的短篇小說〈黃素小編年〉,這篇小說如何呈現二二八?除了二二八之外,小說還告訴我們什麼?學員們踴躍地回應也分享了在小說中所讀到的感受,包含當時常民的日常生活窮困的情況、二二八對於故事主角帶來的人生劇烈轉折,以及晚年所受到的污名使受難者的時間感仍一直滯留在事件帶來的驚懼下。然而時代的洪流卻如火車,毫不留情地輾壓角色而過。老師解釋,角色強烈的情緒轉折、加上不合理的情節鋪排所凸顯的事件發生的荒謬性,以及角色從待嫁的喜悅對比莫名遭受栽贓成為「政治犯」的污名與失能,這些荒謬、對比所帶來的情緒感染,便是作者採用的文學敘事技巧。「二二八文學」便是在調和二二八事件史實本身與文學性,而文學相對於歷史敘事,更專注從角色個人的心境出發,從角色所處的地位、性別等身份去開啟一種觀看事件的視野,加上文學敘事技巧去傳達角色的情感,使觀眾共感悲喜便是文學的長處。

第四堂課程為受難者家屬分享,邀請到文學家受難者周金波之子楊振隆先生來和青年分享。由於參與學員皆未經歷過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因此受難者及家屬的分享尤其重要。楊振隆先生首先從基隆車站的今昔對比爬梳二二八事件的經過,介紹3月8日軍隊登陸後,進行無差別的掃射,車站前古老典雅的建築旁廣場就是屠殺現場,海岸堆積著受難屍體。如今車站前廣場立起Q版廣告看板,海域被填平成為停車場、也蓋起了賣場,以往的空間已不復見。楊振隆先生也提起以往二二八記憶在家中是被封存的,在鄰居口中聽到時,甚至以為二二八是一場大車禍。高中時讀了《別無選擇:革命掙扎》、《虎落平陽?》兩本書,成為楊振隆先生的政治啟蒙,方得知二叔、父親,甚至祖父都是二二八事件受難者。楊振隆先生後來投入二二八平反運動,然而探訪受難者家屬時屢遇困難,多數家屬並不願意承認自身為受難者家屬,楊振隆先生也曾被說過「作為受難者家屬,你便一輩子無法爭光」。現在,楊振隆先生擔任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執行長,致力於推動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的轉型及永續經營,望傳承二二八歷史,讓自由風吹,民主門開。

除了室內課程,研習營也將「授課」拉至戶外,帶領學員以地景導覽的形式重返二二八事件現場,且導覽員用心重現事件時序,希望提供學員不同認識二二八事件的途徑。導覽路線由天馬茶房起,行經當年的專賣局臺北分局、臺灣廣播電臺、中山堂,最後至西本願寺。上述地點,個別代表1947年2月27日起至後續清鄉的不同階段:成為導火線的查緝私菸、民眾憤慨漸高的專賣局、行政長官公署前掃射引爆民眾怒火、民眾前往廣播電臺廣播、處理委員會開會的中山堂、關押政治犯的西本願寺。這樣的路線安排,也讓學員在導覽過程中,紛紛表示「感覺回到了歷史現場」。

描述德國轉型正義的電影《謊言迷宮》,則讓現場許多學員默默拭淚。現今德國常被視為「轉型正義模範生」,但電影中可以得知,德國亦曾忽視轉型正義,以經濟為依歸。然而正因為有著不放棄的人們,經過許多努力,才有德國今天的轉型正義成果。因此,臺灣不需妄自菲薄,雖然我們在推動轉型正義的進程中仍有不足,但並不代表沒有機會彌補。

最終學員成果發表,有組別設計轉型正義推廣活動,有組別設計新的地景導覽路線,有組別以電臺形式介紹二二八事件歷史,有組別設計「二二八海龜湯」遊戲,希望將二二八事件歷史推廣出同溫層外,讓更多人瞭解。不論形式為何,這次的研習營由各組的學員生產了6種「二二八事件歷史及轉型正義推廣行動方案」,並且有相當完整度及可執行性。未來,我們期待能在不同領域,看到這些「種子」把行動方案落實,讓更多臺灣民眾願意接觸二二八事件歷史,使轉型正義遍地開花。 (文/社團法人台灣共生青年協會秘書蔡喻安)

真人圖書館
《二二八記者劫》:為大眾發聲的新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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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東熹先生分享他在撰寫《二二八記者劫》的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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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仔細聆聽主講人分享的小故事

二二八事件爆發前夕,民生經濟敗壞、貪瀆事件層出不窮,部分新聞界人士,秉持著知識份子的使命感與良心,勇於揭露社會弊端,指責政府缺失,希望引起政府與大眾的重視,藉以及早改善制度,促進社會安穩發展。

然隨著二二八事件的爆發,眾多報社與新聞執業人員遭到政府「秋後算帳」,包含《人民導報》、《民報》與《大明報》等報社均被查封,另外像是阮朝日(臺灣新生報總經理)、吳金鍊(臺灣新生報日文版總編)、林茂生(民報社長)與宋斐如(人民導報社長)等人均無故遭政府逮捕,後下落不明。

本次「真人圖書館」活動,特別邀請《二二八記者劫》作者呂東熹先生以「二二八記者劫與其後:口述歷史與文獻史料之運用」為題,到館來分享他在撰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是如何透過口訪與史料的探究,勾勒出重要媒體與受難者的故事,藉以呈現事件前後的輪廓。

呂東熹先生說他在訪問家屬與撰寫本書的過程中,流了很多眼淚,每個受難者與家屬的故事都呈現出那個時代的無奈與悲戚。

他提到臺灣在被大清帝國割讓予日本後,當時的知識份子因科舉制度被廢除,頓時失去了施展抱負的管道,而當日本政府將報紙引進臺灣後,除了日文報之外,還有漢文版的版面,剛好提供了這批知識份子發展的空間,透過撰寫報導評論來影響社會大眾,臺灣第一代的記者於焉產生。

到1945年之前,臺灣已經有一批非常優秀的記者,絕大部分都擁有大學學歷,然而這批優秀的新聞工作者卻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中遭受打擊,在政府有計畫的逮捕之中,消失匿跡。

當這些新聞工作者「被失蹤」或「被死亡」後,頓失家中經濟支柱的家屬,便得獨自面對無情命運的折磨。像是吳金鍊在失蹤時,吳妻黃天賜仍懷有身孕,但是軍人與吳金鍊以前的部屬卻不斷地催促她們一家人搬離宿舍,而當她們被趕出宿舍那一天,天空下著大雨,一家7口面對著茫然無知的未來,只能暗自蜷縮在角落哭泣。宋斐如作為臺灣戰後臺籍最高階公務員,在二二八事件中遭到逮捕後失蹤,他的3個兒子在事件之後,即各自離散求生,長子宋洪濤甚至流落街頭,在求助無門的情況下,只能夜宿於火車站裡的車廂。二二八家屬當時所面臨的境遇,令人不勝唏噓。

《和平日報》記者蔡鐵城平時勇於揭發不義之事,二二八事件時加入臺中「二七部隊」,擔任宣傳部長,後遭逮捕判刑4年,二二八事件時大難不死,卻在戒嚴時期遭羅織「內亂」罪名,槍決身亡。他的妹妹蔡敏於60年後才收到哥哥於槍決前寫給她的遺書,沒想到疼愛她的兄長,到臨終之前還惦記著她,她知道哥哥寫著這些話語之際,一定是邊寫邊掉淚。

在事件的紛亂之中,另一位《和平日報》記者張岳楊秉持著職責良心,每天照樣跑新聞,後來即便因局勢惡化,報紙無法出刊,但他仍每天摘要紀錄事件,掌握了第一手的新聞來源。

這批當年未能刊出的手稿在56年後重新呈現在世人面前,為歷史留下了可貴的真相。

呂東熹先生透過與來館民眾分享這些故事,讓我們知道當年新聞從業人員以良心振筆疾書,批判時政,期望國家發展向前邁進,足見知識份子對於社會事務的用心投入,無奈當時的政府對這些針砭之言不以為意,甚至逮捕、殺害建言者,讓新聞界從此噤聲,社會也失去了監督的力量,徒留無限感慨與無奈。(文/鄭乃瑋)

真人圖書館
遊戲動畫VS歷史教育:建立現代社會的歷史關懷和公民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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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與臺北市教育局合作的二二八「實境冒險遊戲」 跨越時空-重返1947二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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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江臺老師分享創作實境學習的設計理念、過程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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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一隅陳列相關宣傳品

對於民眾而言,傷痛紀念館作為充滿歷史悲劇場域,不應與娛樂性質連結,玩樂的活動在本質上不適合納入紀念館的範疇。不過遊戲是兒童學習的基本教材,社會化的基礎,也是體驗成人社會的機會,在成人領域中,更成為一種文化元素,影響力有逐漸增長的趨勢,將教育服務拓展至遊戲類的媒介的這個方向不容忽視。

林江臺老師於2018年參與製作由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與臺北市教育局合作的二二八「實境冒險遊戲」及「自導式學習手冊」,運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1樓與2樓展示空間及常態展區,打破過去傳統的導覽模式,改採時下年輕人喜愛的實境冒險遊戲及自主學習方式,引領青年學子融入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情境之中,兩年來辦理了10多場次的活動,相當受到國中、小學生歡迎。

在他的分享中,特別提到「走出課室外」的學習,也就是透過走讀、操作、觀察、探索、互動、反思等歷程,結合五感體驗的融合學習,讓學習更貼近學習者的生活經驗。而在歷史學習方面,則提到因為遭受人權侵害的受難者無法忘記(過去的記憶),國家去保存過去罪行(紀錄)的建築紀念物、博物館和舉行紀念活動是必須的,它具有教育的主動精神,用以建立超越否認(過去罪行)的紀錄,並且防止再犯,進而藉由創設紀念活動,公民社會無形中催化了國家的責任。以上這兩者結合,就產生了二二八「實境冒險遊戲」及「自導式學習手冊」,這種藉由接觸死亡或死亡的再現,來維持個體乃至於其所處的社會、文化與政治環境的存續感;「黑暗觀光」讓生者能思考其存活的意義,而非只將旅程的焦點放在死者和死亡所帶來的特殊經驗。

課程設計上,則運用實境遊戲劇情的引導,讓學生在國家二二八紀念館中,進行史料觀察、閱讀與蒐集。藉由虛擬情境的神入,讓學生重返二二八歷史事件,感受當時人人自危的處境,及人權曾經遭受的侵害。透過二二八事件中受難者遭遇,引導學生認識在大時代的歷史變動中,曾為臺灣民主自由努力的故事。善用自導式學習策略,以展場文物資料與歷史檔案,設計手冊引導學生,進行深度探訪與自主學習。結合博物館文物史料與戶外教育策略,讓學生對二二八事件有更宏觀視野,並吸引參訪國家紀念館。

梁世佑教授以台灣在近年引起廣泛討論的「返校」等幾款反映時事與轉型正義的遊戲開始,討論到遊戲作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互動娛樂載體與數位藝術形式,除了提供豐富聲光效果的刺激娛樂外,也蘊含著高度嚴肅的議題探討。他希望能透過分享幾個重要的例子,並藉此反省當代社會所面對的各種可能性。

他在短短的時間裡總共分享了幾個主軸:歷史的再現與反省、抉擇判斷的可能性、多元性別與當代議題、末世想像下的環境與能源選擇、暴力視覺的理路和內涵。並且介紹了多款人權遊戲以及極富人權關懷的一般遊戲,甚至是限制級遊戲,本身也可以是具有社會討論的價值。比方說一款「Twitch Plays Pokémon: 一個社會學與群體反應的實驗。2014.12.2」就展現出「遊戲與現實:人類總體意識與社會理論的實踐與嘗試」的主題,並且變成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社會行為檢視場域。這個實驗的結果告訴我們:1.我們永遠無法統一任何言論和立場。2.直接民主是不可行且沒有效率的;但是相比之下,民主是最穩定且能成功的。3.最後,人類與民主會自我學習,生命會找到出路。

梁教授也提到強勢的流行娛樂文化影響我們的認知。重新建構了神話與宗教習俗,其實這就如同我們對於暴力遊戲的反應。這些都展現了這些新傳播媒介對相關議題擴散的效果以及引發討論的能力。當我們嘗試由遊戲化開啟通往歷史和過去事件的第一道門,並藉由這樣的互動引發年輕人的興趣之後,要如何以務實的態度來面對後續最沈重與悲慘主題的引入?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從世界各國的實踐與案例回頭來看台灣,又應該是怎樣的作法最佳? 這個問題要由實踐中尋求答案。

梁教授在演講的最後提到美國歷史學會AHA(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Reviews的評論作為結語:「電子遊戲隨著視覺科技的進步,成為一個重現歷史、緬懷過去與建構集體記憶的理想載體」(文/林昆鍾)

「沒有圍牆的監獄:維吾爾人的今天」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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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圖左起)日本維吾爾協會會長伊里哈木、圖博之友會會長周美里、再教育營受害者古力巴哈、東突厥斯坦協會理事長何朝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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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觀看展覽裡關於維吾爾女性米娜(Mihrigul Tursun)在中國新疆再教育營遭到刑求與虐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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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中長期追蹤維吾爾議題的《報導者》主筆劉致昕分享了與受害者及家屬接觸的經歷,並以台灣人的角度帶來更多面向的探討及省思

由台灣圖博之友會及臺灣東突厥斯坦協會共同舉辦的「沒有圍牆的監獄:維吾爾人的今天」特展於10月18日至11月17日於228國家紀念館舉行。展覽藉由各方管道取得的珍貴資料,從歷史脈絡到現今處境做了深入簡出的介紹,讓民眾了解東突厥斯坦(中共政權稱新疆)的真實樣貌;在展覽期間,也舉辦了講座及電影放映會,邀請維吾爾作家、人權運動者、甚至是再集中營的受害者與民眾親身交流,讓大眾理解並感同身受維吾爾民族的苦難遭遇。

本次特展為國內首次關注維吾爾議題之大型活動,參與民眾來自各領域及地區,年輕族群的反應也十分熱烈。有來自台灣各地的高中生參與導覽行程,國小及安親班的年輕學子、許多親子共學的家庭來觀展,也有公民老師表示想放進教學內容裡。「我們身處在自由民主的台灣很幸福。」從台中特地北上看展的高一學生有感而發;來自馬來西亞的民眾則表示他特地來台看展,因為馬來西亞不會有這樣的展覽。而現今同樣處境艱辛的香港朋友表示:「看完十分震撼,祈求香港不要成為下一個集中營。」、「請台灣人加油,認清事實。」也有來自歐洲的民眾說道,這些資料在歐洲很難看到,因此特地來觀展。

本次展覽及系列活動達30篇媒體報導,觀展人數平日約60人、假日則高達200人,估計約3260人次。首次現身台灣的維吾爾受害者也引起相當大的迴響,在台短短數天接受了八家媒體專訪。

近年來中共以「打擊恐怖主義」、「去極端化」為由,對東突厥斯坦進行一連串高壓管控政策,包括科技監控、計畫生育、採集DNA建立人體資料庫、全天候監視的結對認親……等大規模侵犯人權的舉動;並興建了多達1200座的「再教育營」,任意逮捕了上百萬名維吾爾族人、穆斯林及其他少數民族,估計每六人中就有一人被監禁。再教育營裡以暴力殘害身心的方式,不斷進行「愛國愛黨」的洗腦工作;而強制絕育、施打餵食不明藥物、虐待、性侵事件更是屢屢傳出。在中共的監控下,東突厥斯坦儼然成為沒有圍牆的監獄,情節比小說《一九八四》的世界更加駭人。

自2017年再教育營內幕曝光,再教育營內慘絕人寰的狀況震驚世界,國際間關注及聲援不斷。而面對中共對於人權與日俱增的迫害,台灣更不能置若罔聞。今年年初,由美國維吾爾人協會和維吾爾婦女組成的團體在世界各地巡迴舉辦展覽,主題環繞「集中營回來了(Concentration Camps are Back)」,希望喚起大眾對維吾爾族人權狀況的關注。在世界各主要城市包括華府、東京巡迴展出時,台灣圖博之友會決定將之引進台灣。隨後,一群關心維吾爾的人們組成臺灣東突厥斯坦協會,以聲援東突厥斯坦為任務,希望在台灣推動較少被關注的維吾爾議題。

特展規劃了不同的主題區塊-從東突厥斯坦的地理位置和歷史脈絡介紹起,解析中共近年維穩政策的嚴厲轉變到現今的全面監控,揭露再教育營的內幕及眾多受害者的證言,並討論了黑工廠、強摘器官等隱憂;讓民眾能全盤了解東突厥斯坦的處境。電影放映會播放了《維吾爾人:荒唐的囚徒》一片,講述在世界角力中維吾爾人顛沛流離的命運,探討世界局勢下人民罔若棋子;三場講座則邀請了美國維吾爾協會主席伊利夏提·哈桑·柯克博爾 (Ilshat Hassan Kokbore)從信仰角度帶大家認識維吾爾族文化,再教育營受害者古力巴哈.耶利洛娃(Gulbahar Jelilova)女士與日本維吾爾協會會長及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亞洲太平洋地區全權代表伊里哈木(Ilham Mahmut)向國人痛訴再教育營的悲慘經歷和中共政權下的慘絕人寰-引起了台灣民眾及媒體的關注,迴響熱烈。而長期追蹤維吾爾議題的《報導者》主筆劉致昕分享了與受害者及家屬接觸的經歷,並以台灣人的角度帶來更多面向的探討及省思,現場座無虛席。(文/台灣圖博之友會)

談二二八受難父親落淚
一青妙 台日文化觀察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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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妙現場分享顏家與二二八事件的關係,朗讀書中關於祖父作為事件受難者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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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來賓一邊聆聽一青妙朗讀,一邊翻閱著手中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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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基隆顏家的台裔日本作家一青妙(左)在新書分享會,與前日本外交官、目前定居台灣的知名音樂人、演員兼專欄作家馬場克樹(右)對談,分享2人所觀察到的台灣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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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妙與現場來賓寒暄並為新書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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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合影

出身基隆顏家的台裔日本作家一青妙,出版最新著作「妙台灣」。她在新書發表會哽咽談到,祖父作為二二八受害者,慢慢體會父親當時處境艱困,以偷渡方式回到日本的鬱卒與失落。

出身基隆顏家、領域橫跨牙醫與舞台劇的台裔日本知名作家一青妙,10月出版最新著作「妙台灣-溫柔聯繫台日的觀察者」,由張雅婷所譯,出版新書的前衛出版社主辦發表會。

發表會邀請前日本外交官、目前定居台灣的知名音樂人、演員兼專欄作家馬場克樹與一青妙對談,分享2位所觀察到的台灣印象。

新書集結一青妙在2014年到2019年以中日文發表,散見於各媒體的台日社會文化觀察,記錄她往返台日的種種文化觀察,其中篇章也寫下她追尋父親背影的經過。

一青妙父親是台灣五大家族之一「基隆顏家」長男顏惠民,母親是日本人。她的童年時期在台灣成長,直到11歲遷居日本,顏家的家族歷史也是她創作的開端。

從「顏妙」到「一青妙」,再回到「顏妙」,姓氏的轉換不僅是她身世的漂泊,也是台灣歷史的縮影。一青妙解釋,到11歲前,味覺、思考與行為都是台灣人的模式,但回到日本,為要融入日本好像把身體中的台灣記憶切開了。直到這10年,才開始回頭追尋曾養育過她的台灣。

一青妙說,這本書有三個主題分別是「尋根」、「對話」、「發現」。

她解釋,父親在國中時過世,並沒有機會跟她講述顏家的歷史,這些文章便是她尋根的方式,透過爬梳父祖輩的歷史,來了解自己家族的過去。

書寫重現了當年的記憶,一青妙說,待過台灣時間裡與不同人的對話,好像在腦中穿越了,於寫作時躍然紙上。在書寫中彷彿跟這些人說起話來,甚至當下就笑或哭出來。

另外,這本書也是個「發現」,她在探詢過程中,去理解自己與台灣,在深度了解台灣的經歷裡,也是回望自己的身世,好像處理了自己與父母、家族還有台灣的聯繫。

她覺得,「尋根」、「對話」、「發現」也是台灣這幾年來著力的事情,如今許多台灣人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誰,而對自我認同產生疑惑,與她自己在台灣與日本間,在血統與認同裡追尋相同。如今她發現,自己體內台灣的身分超越日本人的「我」。

一青妙現場分享顏家與二二八事件的關係,朗讀書中關於祖父作為事件受難者的篇章。她祖父在二二八事件名譽受損的過往,直到最近才被承認,一青妙身為受難者家屬依規定申請賠償金過程,對她來說是追求真相的旅途。

不過,爭取補償的過程卻受到顏家親族的責難。一青妙說到激動處潸然淚下,哽咽說「我只是想知道父親當年過著什麼樣的一輩子」,對於代表顏家,身為她父親的女兒、台灣的女兒,還是想要去理解那段過去。

從這段歷程中,她逐漸可以體會父親作為二二八事件家屬的處境艱困,當年才必須以偷渡方式回到日本。一青妙解釋,也因要了解事件才認識出版許多二二八歷史的前衛出版社,如今由前衛出版她的書,是她生命重要的時刻。

在台日居住的生命經歷讓一青妙寫下多本著作,寫出「什麼時候去台南?:一青妙的小城物語」、「我的箱子」、「溫暖的記憶,從這裡出發:一青妙的臺灣東海岸」等書;原作「日本媽媽的臺菜物語」改編的台日合作電影「媽媽,晚餐吃什麼?」2017年在台日上映;而舞台劇2019年在台首演。(本文轉載自中央社/記者:陳政偉,編輯:葉俐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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