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國民政府來臺接收，認為臺灣人「深受日本文化遺毒」之影響，因而藐視祖國、缺乏國族意識等，因而導致二二八事件，為了「撥亂反正」，整頓校園成為二二八事件後的教育目標之一。同時，因中國大陸的學潮日漸擴大，政府亦飭令相關單位注意，要求校方多加監控學生之活動。

隨著校園逐漸恢復穩定，各校學生的抗爭行動，例如抗議學費、伙食或反對內戰等卻逐漸升溫，至1949年3月以腳踏車雙載事件為導火線，進而引爆「四六事件」，原本自由、開放的校園風氣受到重大打擊。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臺後，有鑒於國共內戰中對中共的挫敗，國民黨政府對校園的保密防諜與監控更為嚴密。知識青年團、知識青年黨部與救國團等系統監控校園並防範匪諜，校園氛圍更加肅殺與封閉。

1949年以後的戒嚴時期，校園以中國本位與忠黨愛國的教育為中心，規定學校用國語上課、教導中國歷史文化、三民主義與國父遺教等。學生若在學校說方言，則會受到如掛狗牌、罰金之懲罰，嚴重打壓了本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