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木 木巳（時為警局工友）： 我被那三個刑事捉去總局牢房，到那裏，看到牢房裡已經關了一百多人。一些火車站的役夫，還戴著役夫的帽子，也關在那裏。我們他們是哪裡來的。他們說是八堵火車站的役夫。在總局，也不問口供，就是用短槍的槍尾打我們。

那天，天快黑時，我們又被帶到外面陸軍部的大營那邊。那時的陸軍大營，樹木很多，房子很少，黑麻麻荒涼一大片。在大營，兵仔對我們怎麼刑求、怎麼打、怎麼撞，都不必再說，反正很慘就是。打完以後，就把我們塞到防空洞裏。



周清標（時為八堵車站站務司）：

當時基隆的八堵車站，是擁有全國唯一人行地下通道的大站，而我就在八堵當站務司。因經常遇到兵仔無票乘車，向他們索票時，他們就會以一副打敗日本的架勢，說國軍免用車票。我的北京語不好，很難跟他們溝通，不過幸好時有學生在旁翻譯。有一次，福隆有個海防部隊到基隆採買，當時火車班次少，車內擁擠，中國兵就從窗戶爬進車廂，還把兩邊的車門鎖上，十個人就佔了一整個車廂，在瑞芳站已起了爭執，車到了八堵還在爭論，剛巧火車會車要等，中國兵認為司機故意找麻煩，怒罵司機，還強迫司機立即開車，引起其他乘客注意與軍人吵架，有人憤而拿扁擔打向軍人。我本想前去察看，立即被站長阻止，打架中有一個軍人失蹤，原來跳入河中，潛逃回部隊通報。

三月十一日發生了「八堵事件」。那天早上，因班車停開，沒什麼工作，我一個人值班即可，就叫同一段時間值班的「勝叔」（張德勝）先回家。大約推算他已到家的時刻，突然聽到外面有吵雜腳步聲，從辦公室向外望去，見到兩輛軍用卡車停在外面，馬路上還架著一挺機關槍，朝向七堵方面，另外一挺機槍，則搬至月臺，朝向地下道。 不久，軍人即衝進車站，大喊大叫，還強行進入辦公室。那時許朝宗副站長人在最外面，然後是另一位副站長蘇水木，在裡面的才是站長李讚秋，我正在窗戶邊電報機旁，離他們最遠，軍人一進來就橫衝直撞，我急忙躲到桌底下。當時我才十八歲，膽量很小。

許朝宗副站長被打的最嚴重，兵仔用北京語叫：「臥倒！臥倒！」，他根本聽不懂，兵仔又不講台語，副站長根本不曉得他們要他做什麼，只能跟著別人順勢躺下去，以臀部較高的姿勢趴在地上，兵仔氣得用槍托打他，他一痛就回頭看，雖然口中喊：「冤枉呀！冤枉呀！救命！救命！」，但兵仔聽不懂，以為他要反抗，於是又一陣亂打。所有人都挨了一頓打後，被兵仔強行拉到廁所旁的大榕樹下，命令大家下跪。本來我躲在桌底下，還拿著一把破雨傘擋在前面，他們沒有看到，未料，兵仔第二次又來喊，說：「再不出來就打死你」。這句話把我嚇壞了，只好高舉雙手走出去。兵仔用槍著我的腰際，嚇得我兩腿發軟，硬撐著走到榕樹下，低著頭，不敢看他們，跪在最後面不發一語。微微感覺他們正用槍托打其他人的頭，大概是打亂了，竟然忘了打我。

不久後，駐守八堵車站的王勵固跑來瞭解。我認識王勵固這位會講臺語的兵仔，平常來買車票時，常常跟我聊天。王勵固問軍人，他們是那個部隊，兵仔表明，他們有一輛車是要塞司令部，另外一輛是福隆那邊過來的，共有二隊人馬。兵仔對王勵固說：「他們倒大霉了，我們要找到兇手，要找到兇手」，王勵固說：「鐵路局的員工是三班制，有輪休，必須要查清楚」就去辦公室把簽到簿拿來，軍人翻一翻簽到簿說，「把今天當班的的全叫出來。」被叫出來的，就去那邊下跪，當叫我前面的一個叫廖柄華的剪票員時，王勵固拉一拉營長，暗示他不要叫我的名字。這是王勵固後來告訴我的。如果不是他暗中阻止，連我都會被點名，點到名的全部被掠去，而我當天也是當班者之一，是逃不掉的。 他們被掠走後，已接近中午十一點，我因害怕他們再回去查，若發現我當天有當班，卻沒有跟他們走，一定會回頭再來掠我，於是就寫了二封遺書，其中一封是給父親。

在把我們叫出辦公室之前，兵仔在站內，只要看見穿黑衣的（役夫）就「碰！碰！」的猛開槍。有一個竹南人，叫張水連的役夫，我從窗戶往外偷偷看到，兵仔用槍尾刀猛刺，用力過猛，拉不出來，只好用腳踹，踹後又刺， 被刺了十三刀身亡。幾天後，我去給他捻香時，他家人把血衣洗乾淨，數了破孔，一共被刺了十八刀。那件衣服現在存放於臺北二二八紀念館。

另外一個綽號叫「山葉仔」專做記車號及檢查車輛的「役夫」，那天他雖然人在宿舍未當班，但不知何故，卻無端地被兵仔殺死。兵仔屠殺完後，才回到辦公室，要我們派人去看。我越想越怕，月台上死了不少的人，而且時間已下午四點多，天色業已昏暗，非常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