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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與校園:事件中的建國中學

 發佈日期:2021-03-09

展覽期間:2021年3月19日~2021年10月3日.週二~週日 10:00~17:00(週一休館,恰逢國定假日開館,次日休館)
展覽地點: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二樓南翼第1展區/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54號
指導單位:內政部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協辦單位:台北二二八紀念館、臺北市立建國中學
感謝:財團法人史明教育基金會、財團法人鄭南榕基金會、前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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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與校園:事件中的建國中學─開幕式


▲二二八與校園:事件中的建國中學─揭幕&展區導覽

建中,一所大家再熟悉不過的高中第一志願名校,座落於臺北市南海路上,鄰近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這裡不僅學風自由,升學率高,是臺灣北部數一數二的明星高中。建中前身為「臺北州立第一中學校(簡稱臺北一中)」,創校於1898年,日治時期以招收日籍學生為主,到1940年代,學生總數大約千人,但此時臺籍生不超過3%。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後,日本政府撤離臺灣,仍有許多日本人滯留臺灣等待引揚返日。當時滯臺的日籍學生暫於原臺北一中及第三中學校(今師大附中)就讀,等待返日,臺北的臺籍學生,大多集中在臺北州立第四中學就讀;待日籍學生遣返後,第四中學才將校舍遷移至原臺北一中校址,即今日的建國中學所在地。1946年初,教育部正式將其定名為「臺灣省立臺北建國中學」;1967年,臺北市升格院轄市後改隸臺北市,更名「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簡稱「建中」。

建校逾120年的建中,見證過日治時期、二戰末期的臺北大空襲、國民政府來臺接收的重建時期,也經歷過獨裁威權統治、人民沒有言論自由的戒嚴時期,直至臺灣邁向民主化之前,歷經不同世代的建中校園,總是有師生挺身而出,秉持良知,勇於挑戰不公不義,卻因此惹來囹圄之災、殺身之禍,甚至還有校長為了保釋學生,竟遭警備總部拘禁數月的荒謬之事。逮捕、失蹤、刑求及槍殺,這些學生與師長的遭遇,二二八與建中、臺灣近代民主發展歷程上,烙下深刻的足跡,瞭解他們的遭遇,才深知轉型正義的重要,及建中校門那尊「入口意象」去留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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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臺北一中到建中

建中,一所大家再熟悉不過的高中第一志願名校,座落於臺北市南海路上,鄰近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這裡不僅學風自由,升學率高,是臺灣北部數一數二的明星高中。建中前身為「臺北州立第一中學校(簡稱臺北一中)」,創校於1898年,日治時期以招收日籍學生為主,到1940年代,學生總數大約千人,但此時臺籍生不超過3%。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後,日本政府撤離臺灣,仍有許多日本人滯留臺灣等待引揚返日。當時滯臺的日籍學生暫於原臺北一中及第三中學校(今師大附中)就讀,等待返日,臺北的臺籍學生,大多集中在臺北州立第四中學就讀;待日籍學生遣返後,第四中學才將校舍遷移至原臺北一中校址,即今日的建國中學所在地。1946年初,教育部正式將其定名為「臺灣省立臺北建國中學」;1967年,臺北市升格院轄市後改隸臺北市,更名「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簡稱「建中」。

建校逾120年的建中,見證過日治時期、二戰末期的臺北大空襲、國民政府來臺接收的重建時期,也經歷過獨裁威權統治、人民沒有言論自由的戒嚴時期,直至臺灣邁向民主化之前,歷經不同世代的建中校園,總是有師生挺身而出,秉持良知,勇於挑戰不公不義,卻因此惹來囹圄之災、殺身之禍,甚至還有校長為了保釋學生,竟遭警備總部拘禁數月的荒謬之事。逮捕、失蹤、刑求及槍殺,這些學生與師長的遭遇,二二八與建中、臺灣近代民主發展歷程上,烙下深刻的足跡,瞭解他們的遭遇,才深知轉型正義的重要,及建中校門那尊「入口意象」去留的爭議。


約1910年代甫落成的臺北第一中學校(今建中)校舍,由近藤十郎設計,因整體外觀呈現磚紅顏色,故命名為「紅樓」。圖為1936年校門口及紅樓。
資料來源|建國中學


日治時期臺北第一中學校鳥瞰全景圖,圖中上方建物為紅樓,最左側建物為木樓,中間下方樹木包圍的建物為校長宿舍。
資料來源|史明教育基金會


日治時期臺北第一中學校宿舍,稱之為「木樓」,座落於校園倚現今寧波西街側,於1960末到70年代期間拆除改建為校舍。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系統


1939年臺北第一中學生準備期中考試一景。
資料來源|建國中學


1998年,臺北市政府將紅樓指定為市定古蹟,並於2005年完成整建復舊工程。此為2005年修復完成的紅樓外觀。
資料來源|建國中學


終戰初期的學生請願

1895年至1945年,臺灣受日本統治50年,接受近代文明的薰陶,人民普遍養成整潔有禮的習慣與奉公守法的觀念,整體發展相較於中國要來得進步。

1945年二戰結束,臺灣人民喜迎「祖國」中華民國,洋溢著學習國語的熱情,青年學生也以身為國家未來棟梁的認知,關心時局,具有高度社會參與的熱忱。

【澀谷事件反美示威】

1946年7月,日本東京澀谷地區發生日本警官與在日臺僑的鬥毆事件,經美軍法庭(因二戰日本投降,由同盟國軍事佔領)審理起訴後判決將參與鬥毆的臺僑驅逐出境,引發在日臺僑不滿,臺灣社會各界起而響應。時為臺大醫學院學生郭琇琮(臺北一中校友)、臺大法學院學生陳炳基等人也動員學生到各校演說,並發動學生參與同年12月20日舉行的遊行,至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請願及美國駐臺領事館抗議。此為戰後第一次學生集會遊行。



1946年12月28日,外交部駐臺特派員報告關於臺北各大中學學生對於東京澀谷事件請願一事。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沈崇事件反美示威】

1946年12月,中國發生美軍強暴北京大學學生沈崇事件,反美浪潮一發不可收拾;臺灣校園也密切注意事件發展,當時以臺大學生為主的學生領袖們,決定在1947年1月9日發動反美示威遊行,包括臺灣大學、延平學院、建國中學、成功中學等臺北市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走上街頭,向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請願。這是戰後初期最大規模的一次學生遊行請願活動。


《民報》1947年1月10日報導臺北學生抗議沈崇事件,進行集會遊行。學生約於上午9時許聚集於新公園,遊行至美國領事館,並於12時左右解散。
資料來源|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臺北學生與二二八

事件的發生是偶然,也是必然。

二戰結束後臺灣由國民政府「劫收」,來臺的官員以既有惡習治理臺灣,貪贓枉法、公然收賄、紀律敗壞、欺民擾民,致使民怨不斷、民不聊生,且認為臺灣人「嚴重奴化」並視為「次等公民」,臺灣人民對「祖國」的期待也逐漸轉化為失望與厭惡。

國民政府種種的統治亂象,於校園內也屢屢引發不滿,更因糧食缺乏讓校園師生生活受到影響,難以專注於課業與教學之上。陳儀政府的「統制經濟」導致民生凋敝,菸販鋌而走險販賣私菸。1947年2月27日晚間天馬茶房的「緝菸事件」,查緝員打傷菸販並誤殺市民引發官民衝突,民眾積怨已久的不滿全面爆發,次日民眾前往專賣局、行政長官公署等地抗議,因官署警衛開槍造成傷亡,透過廣播使得衝突迅速擴及全臺灣,有志青年及學生在各地起而響應,參與地方治安維繫的工作,亦或是加入武裝抗爭的行動。但隨著國府軍抵達臺灣,中學以上校園成為政府整頓的重點。

陳儀於1947年3月2日發出「寅冬亥親電」電報蔣介石,迅速調派步兵來臺,陳儀電文提到「至少先派一團來臺,俾可肅清奸匪以紓鈞座南顧之憂」,蔣介石亦於3月5日以手諭回覆陳儀「已派步兵一團、並派憲兵一營,限本月7日由滬啟運,勿念。中正」,整編第二十一師於幾日後的3月8日,由基隆港登陸進行大規模屠殺,以及爾後「綏靖」與「清鄉」工作,造成眾多臺灣人民大規模的死傷。根據行政院於1992年發表《「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推估,因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數約為1萬8,000人至2萬8,000人。



1947年2月28日二二八事件爆發時,民眾至專賣局臺北分局抗議。
資料來源|台北二二八紀念館


專賣局臺北分局前的抗議民眾,將專賣局臺北分局內的物品堆積焚燒。
資料來源|台北二二八紀念館


《民報》1946年7月16日報導專賣局貪污遭該報報導後,卻遭恐嚇報之惡行。
資料來源|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947年3月二二八事件爆發後〈蔣中正派兵手諭〉,蔣介石派令步兵一團及憲兵一營,於3月7日自上海出發。3月8日由基隆港登陸進行大規模屠殺。
資料來源|國史館


【處理委員會中的莘莘學子】

二二八事件爆發,28日起全部停課,而臺灣大學、延平學院、臺北商業學校、工業學校、成功中學、建國中學、開南商工等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組織臺北學生自治會聯合會,以聯繫學生族群。3月1日,由臺北市參議會、國民大會代表、國民參政員、臺灣省參議員組織「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於中山堂召開成立大會,同日下午定名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處理案件相關事宜。

3月2日上午10時,臺灣大學、延平學院、法商學院、師範學院及各中等學校高年級學生一千多人,於中山堂召開學生大會,同日處理委員會擴大改組,納入民眾、工會、商會、學生及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另亦納入官方代表及省內各參議員、國民大會代表。學生加入處理委員會主要負責治安維持,3月3日處理委員會決議組織「忠義服務隊」,其中即不少成員為青年學生。

【忠義服務隊的組成】

「忠義服務隊」組成後推舉許德輝為總隊長兼治安組長。時任臺北市長游彌堅邀請青年學生參加協助維持治安,並分總務、糾察、糧食、宣傳、管理等組,且長官公署提供經費、武器、交通工具等資源。

然而忠義服務隊實由政府策畫組成,許德輝受警備總部指揮策畫組織,也獲得陳儀准許。在組成成員上,除了1200名的臺大、師範學院、延平學院、建中、成功中學等青年學生外,還包括了250名角頭流氓;這些角頭流氓公然打劫、威脅民眾,甚至勒索、暗殺、燒毀外省人商店、毆打外省人等。國府軍隊登陸後,忠義服務隊中的青年學生,在圓山軍械庫附近遭軍隊殺害,成為代罪羔羊。


《臺灣新生報》1947年3月4日報導處理委員會召開臺北市臨時治安會,決議組織忠義服務隊。
資料來源|國史館


學生參與忠義服務隊協助維持治安,卻成為不良份子的代罪羔羊。1947年3月8日晚間十時,忠義服務隊學生被視為暴徒,於圓山軍械庫附近遭陳儀派兵攻擊。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未成功的學生武裝隊】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部分學生組織學生軍,分為三隊,擬採取武裝行動。一隊在建中集合,由陳炳基帶隊;一隊於省立師範學院集合,由郭琇琮帶隊並擔任副總指揮;一隊在臺大集合,由曾擔任日本軍的李忠志帶隊並擔任總指揮。

原定計畫於3月4日晚間攻打戒備較鬆懈的景尾軍火庫(今景美一帶),且曾至烏來原住民族部落協商,請求兵力支援,但溝通不良,使預定進攻時程順延,學生紛紛散去返家,且大雨天候不佳,最終武力行動的計畫以失敗結束。

【事件後的復課】

二二八事件期間,外省人遭毆的情況,使外省籍教師備感恐懼,人身安全及財產受到威脅,加上當時經濟狀況不佳,外省籍教職員紛紛求去。事件之後,不少學校面臨校舍遭破壞及財產受損等問題,「師荒」也為棘手難題,復課並重建臺灣教育秩序為行政長官公署當務之急。

當時省教育處頒布〈臺灣省省立中等以上學校復課應行注意事項〉,規定各校教職員與學生應於1947年3月17日復課,學生須家長或保證人陪同到校辦理登記,未經校內許可,亦不能參加集會、團體行動。各校陸續復課後,省教育處再頒佈〈二二八事件自我表白須知〉,要求學生將二二八事件期間的活動「自我表白」,並在學生表白後再頒佈〈二二八事變各校參加暴動之學生懲戒標準〉,對於曾參加者,輕則寫悔過書,最重則以開除學籍作為懲罰。


二二八事件衝突減緩之後,學校陸續復課,省教育處特頒布〈臺灣省省立中等以上學校復課應行注意事項〉,學生須由家長或保證人陪同來校復課,且不得自行集會及從事任何校外團體活動。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二二八事件衝突之後,1947年3月省教育處特頒布〈二二八事件自我表白須知〉,要求中等學校學生無論曾否參與「二二八」事件,均應自動表白行為,以2月28日至3月14日之日記方式表述每日之動向、言行及參加之集會等等,以為「學校訓導」之參考。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二二八事件後政府頒佈〈二二八事變各校參加暴動之學生懲戒標準〉,其中罰則最重者開除學籍並須面臨「權宜處置」。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逐漸封閉的校園:二二八事件之後與戒嚴(1949-1987)時期

【保密防諜、黨國教育及中國本位主義教育】

二二八事件之後,國民黨政府欲整頓校園,亦注意到中國大陸的學潮日漸擴大,特別命令相關單位注意此浪潮是否影響臺灣校園,要求校方多加監視學生活動。但在隔年1948年,校園逐漸恢復正常,各校學生亦出現抗爭行動(例如抗議學費、伙食或反對內戰等等)。直到1949年四六事件,政府對臺大、師大校園的整肅行動之後,正式宣告校園自由的終結。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臺後,有鑒於國共內戰中對中共的挫敗,國民黨政府對校園的保密防諜與監控更為嚴密。包括知識青年團、知識青年黨部與救國團等系統監控校園並防諜,再加上整體社會氛圍與各種檢肅匪諜之法規,校園氛圍更顯肅殺與封閉。此外,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原因被國民黨政府認定為「深受日本文化遺毒」影響,藐視祖國、仇視祖國且缺乏國族意識,因此「撥亂反正」成為二二八事件後的教育目標。

事件之後乃至1949年國民黨政府撤遷來臺後的戒嚴時期,中華民國政府貫徹「中國本位」與「忠黨愛國」的教育方針,例如國語教育,學校運用國語上課、教導中國歷史文化、三民主義與國父遺教等。1950年代不論學校或社會,更是貫徹國語運動,並懲罰說方言者,校園中說方言的學生則受如掛狗牌、罰金之懲罰,打壓了本土文化,甚至將本土文化形塑為負面印象。


1950年5月30日臺灣省政府公報刊登〈臺灣省非常時期教育綱領實施辦法〉,辦法中臚列各項黨國教育「應行注意遵辦事項」及「應加強推行事項」,其中首項即為「各級學校及各社教機關應加強推行國語運動。」
資料來源|政府公報資訊網


【偉人崇拜】

在國民黨政府的威權統治階段,崇拜領袖是樹立政權穩定的重要手段之一,領袖過世後更應加以緬懷,豎立銅像是最顯而易見的方式。1975年蔣介石過世後頒佈〈塑建總統 蔣公銅像注意事項〉,成為許多學校設立蔣介石銅像之準則,此法至2017年才廢止。

塑建總統蔣公銅像注意事項

一、各縣市民眾,為對總統 蔣公表示永恒崇敬,擬獻建 蔣公銅像,以建一座於其縣、市政府所在地為限。原已建立者,不必再建。

二、銅像塑建之地點,宜選擇地位寬敞,環境整潔之公園或廣場,不應使用街道交口之圓環。

三、銅像之塑建,應依照下列規定,敬謹辦理:

(一)銅像之神貌:應充分顯示 蔣公慈祥、雍容之神貌,並含蘊大仁、大智、大勇、堅毅、樂觀之革命精神,與至誠、博愛、愉快、生動之神情。
(二)銅像之神態:應採用自然立姿、神態挺拔、舒適、栩栩如生。
(三)銅像之服裝:以採用 蔣公喜愛穿著之中山服為主。
(四)銅像之高度:銅像及奉置銅像臺座之高度,應就場地面積與週圍環境,按適度比例妥為配置。臺座高度不得低於2公尺,銅像高度不得低於1.7公尺。
(五)銅像之臺座:臺座表面以大理石或花崗石鑲嵌,正面應鐫刻「總統 蔣公遺囑」碑文。其餘各面,可分鐫 蔣公墨寶、遺訓或革命事蹟之浮雕。
(六)銅像之環境:應於四週栽植常綠樹木及花卉、草坪,並配置燈光、椅凳,正面應保留適當面積之場所,以供民眾獻花、瞻仰、致敬。

四、各地塑建之銅像,應由當地政府指定負責單位,敬謹維護。

五、各機關、團體、學校於室內、外塑鑄 蔣公銅像者,準用第三項之規定,其於室內塑鑄者,可採用坐姿或半身像,半身像之高度,應塑至上裝第三顆鈕釦處。軍事機關、部隊、學校塑建銅像者,可採用戎裝,並佩帶勳章。

六、塑建銅像所需總統 蔣公生前玉照,由內政部負責供應。

七、本注意事項由內政部訂定分送各機關及省、市政府查照。


【自由之窗:美國新聞處】

戒嚴時期,對於資訊的管制相當嚴格,設立於建中旁之美國新聞處(為現今本館,1959年遷入,1979年中華民國政府與美國斷交後更名為「美國在台協會美國文化中心」至2002年前遷出為止),為當時接收來自美國等國外訊息之重要地點,不時舉辦音樂會、放映電影、辦展覽,美新處圖書館中亦引進西方文學、雜誌等,使美新處成為當時臺灣的自由之窗,吸引不少知識份子前來,不少建中學生亦至此吸收新知、啟發思想,甚至為臺灣學生開啟了出國留學的契機。


1972年臺北美國新聞處於美國阿波羅17號(Apollo 17)發射前,於館內(今本館)舉辦特展,展出其發射器「農神五號」火箭及太空艙之模型。
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


1972年2月9日林懷民在臺北美國新聞處(今本館)演講。
資料來源|雲門舞集


1957年6月21日美國兒童籃球及六個壘的少年壘球創始人詹亞吉(Jay Archer)在建國中學講解少年籃球規則。
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


二二八轉型正義的逐步落實

【二二八歷史教育:從43年的空白教科書到官方版本研究報告】

二二八事件之後接續著戒嚴令及威權體制,「二二八」成為不能提到的禁忌;課本中以中國本位主義,建構共同始祖「黃帝」、一統大業之英雄「秦始皇」的「中華民族」史觀,臺灣史比例甚微,亦不可提二二八事件,並加強三民主義之精神教育以及中華民國政府統治之「法統」;隨著國際局勢變遷,退出聯合國及蔣介石過世後,臺灣史篇幅緩步增加,但仍屬大中國史觀之邊陲。

蔣介石過世後,威權體制無法再壓制臺灣人民追求的聲浪,二二八事件的真相由民間開始被探討,要求政府正視及公開真相,並將二二八史實納入教科書。1987年,由社會各界發起「二二八平反運動」,要求政府正式道歉、賠償、追求真相、公開史料及建立紀念碑、紀念館,並將2月28日定為國定紀念日。1990年,高中歷史課本第三冊中首次出現二二八事件的課文,字數不超過60字,且將責任推卸給二二八事件當時的行政長官陳儀,不過仍是為追求事件真相有個解禁的開端。

1990年11月,行政院邀請國內學者專家成立「二二八事件專案小組」,彙整相關檔案、史料及撰寫報告;1991年高中歷史課本提及二二八事件字數增加,出現「軍政措施失當、頗多傷亡」等文句,1992年多了「以慰不幸死難者在天之靈」字句,1993年增加「無辜人民」;1994年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出版,1995年立法院通過《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2007年修法更名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同年,李登輝以國家元首身份向二二八事件受難家屬與全國人民致歉。從隻字未提,到1999年高中教科書進入一綱多本的時代,臺灣史獨立成冊,二二八事件為臺灣史課綱中不能偏廢的篇章,政府從掩滅真相到訂定立法,二二八事件的真相趨於真實與完整,臺灣社會也逐步朝向轉型正義的落實邁進。

惟行政院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中無論及二二八事件之責任歸屬,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即本會)邀集各界學者進行深入研究,遂於2006年出版《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以專書完整剖析二二八事件之責任歸屬;也隨著國家檔案陸續解密開放及2017年「促進轉型正義條例」通過立法,本會於2020年出版《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報告稿》,根據新出土的檔案及史料,針對過去囿於時間及環境因素未及處理的部分,分篇撰寫,透過政府與民間持續的努力,持續推廣二二八轉型正義工作。



高中歷史教科書第三冊1990年版(上),首次於教科書中出現二二八相關敘述,描述僅不到60字;1993年版(下),內容增加也較趨近於史實。
資料來源|國家教育研究院


1995年2月28日,李登輝以國家元首身份向二二八事件受難家屬與全國人民致歉。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黃子明攝


【《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與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1995年2月28日臺北市二二八和平公園內的「二二八紀念碑」竣工落成,同日李登輝以總統身份向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及其家屬致歉,4月7日公布《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2007年修法更名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依條例於同年12月由行政院成立本會,辦理二二八賠償申請、核發賠償金,並積極透過舉辦各種紀念活動、回復受難者名譽、真相調查與教育推廣等事宜。2006年7月行政院依條例核定此處為「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歷經古蹟修復,2011年2月28日正式開館營運。本館期望以各項主題展覽的展示與教育推廣活動,傳遞民主與自由的價值,深化人權與和平的根基,藉此架構起民主人權與社會大眾生活的連結。


日治時期的臺灣教育會館,歷經臨時省參議會及臺北美國新聞處的使用,直至今日為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即本館)。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2015年建國中學學生至本館參訪。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二二八事件與建中人

國民政府派遣陸軍整編第二十一師於3月8日抵臺鎮壓,3月9日臺北市實施戒嚴,3月17日戒嚴令擴大至全臺各地,儘管是戒嚴期間,當局仍要求學校照常上課。學校師長努力於課堂上貢獻所學,教導學生,二二八事件卻造成眾多學校師長失蹤、傷亡或遭通緝。除了建中校長陳文彬遭羈押、教師王育霖失蹤之外,臺中師範學校校長洪炎秋被撤職、教員吳振武被通緝、高雄中學校長林景元被撤換、臺大文學院代理院長林茂生被捕後失蹤、臺大外省籍教師徐征被捕失蹤、宜蘭農業職校校長蘇耀邦被殺害、淡水中學校長陳能通失蹤、花蓮中學教師張果仁遭殺害……

【建中的受難師長】
陳文彬:「為人師表的典範」

本名陳清金,高雄人,1931年畢業於日本法政大學,曾任教於上海復旦大學及日本法政大學。1946年自日本返臺,擔任臺北市建國中學校長,網羅不少東京帝大等留日名校畢業高材生至建中任教,並應宋斐如之邀,兼任《人民導報》總主筆,揭露時弊。當二二八事件爆發之際,已觸怒統治當局的《人民導報》也隨即被查封。

事件當時,4名建中學生(吳沃熙、郭國純、李德昌、陳炎陳)因為參與二二八事件而被捕入獄。警備司令部放出消息說:「只要學生的校長出面來領,我們就立刻放他們回去!」於是,陳文彬走進警備司令部說:「聽說你們抓了4個建中的學生,並向家長說一定要我來才能把他們領回去。現在,我來了,那4名學生也該讓他們回去了吧!」幾天後,4名建中生獲釋,而陳文彬則如他自己所料遭監禁;同年5月因行政長官公署改組為省政府,陳文彬獲不起訴處分結案。1949年5月陳文彬帶著妻小,在宋斐如妻子區嚴華的協助之下,離開臺灣轉赴中國北京,自此未再踏上臺灣土地一步。


1947年《臺灣人物誌》中陳文彬照片。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


1946年第一屆橄欖球賽於臺北新公園冠軍隊合影,中間著西裝者為建中校長陳文彬,旁未戴帽者為當時建中教師張萬傳。

張萬傳為日治時期臺灣美術展覽會及總督府美術展覽會入選多次的畫家,戰後初期於建中擔任體育及訓導教師,重組建中橄欖球隊。

二二八事件爆發之際,張萬傳參與抗爭,並支援學生參與抗爭活動,事後擔憂自身安危,在同事勸說下,放棄建中教職至陽明山、金山一帶躲藏1年多。
資料來源|王光輝、王雅志先生提供


宋斐如(左)與妻子區嚴華(中立女性)等人合影。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1947年3月臺北綏靖區司令部奉令查封各報社、出版社甚至學校,其中包括《人民導報》。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王育霖:「日本法院中的第一位臺灣檢察官」

王育霖自幼聰穎,就讀臺北高等學校文科期間,他認為要讀法律才能向日本人爭取到臺灣人應有的權利,故立志考入最難的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爾後京都地方裁判所任用為檢察官,成為日本法院首位臺灣檢察官。

戰後,王育霖一心想回臺灣服務,恰巧新竹地檢處有空缺,便申請擔任新竹地方法院檢察官。他本著不懼權勢、懲治不義的精神偵辦案件,卻因偵辦「粉蟲案」,遭新竹市長郭紹宗唆使警察包圍,搶走查案卷宗,而他因卷宗遺失無法交差而辭職,至臺北建國中學當英文教師,無端捲入二二八事件。1947年3月14日,穿著中山服的不明人士闖入王育霖家中,不明就裡地把王育霖銬上手銬帶走,迄今下落不明。


王育霖身著法袍個人照。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王育霖與妻子王陳仙槎、兒子王克雄之合影。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1946年8月13日,《民報》報導王育霖調查新竹市政府糧食配給舞弊相關報導。除了當時的新竹市長郭紹宗被市民檢舉私吞物資的粉蟲案之外,尚有其他物資分配問題。
資料來源|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王育霖遺孀王陳仙槎。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王育霖於1932年末廣公學校(今臺南進學國小)學業操行優良獎狀及臺北高等學校(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933年全勤獎獎狀。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建中的受難學生】

戰後初期的臺灣校園,學風自由,學生熱中於社會參與,但國民政府來臺接收後,對於臺灣人的言行談吐、思維邏輯,甚至是衣著打扮,充斥著偏見與誤解,認為臺灣人受日本「奴化」太深,而國府官員種種荒唐脫序的行徑,也讓關心國事與政局的青年學生,頻頻對政治事件表達主張。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部分建中學生因參與抗爭,而遭國府軍逮捕,除此之外,亦有無辜遭到波及而傷亡者。

吳沃熙:「二二八是場惡夢」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吳沃熙就讀建中,身為學生代表的他,為了要掌握事件情況,便與同學騎自行車赴新店參與會議,孰料在公館附近被士兵攔截,遭毒打後逮捕。父母不知孩子被捕,成日擔心四處「認屍」,持續了十幾天後才知悉兒子尚存,為救孩子的性命,拋棄事業換取金錢收買官員。

羈押期間,吳沃熙遭刑求逼問建中校長陳文彬及老師是否為幕後主使,最後遭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以「預備強佔公署」為由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他對判決相當不滿,但見旁聽席師長們眼淚哀求,與其他同學一同認罪,當場獲釋。自此決心不再讓父母操心,順利完成建中及臺大學業,但就業屢遭阻撓,感覺無形之中一直受到政府監視,只好放棄公部門工作,進入私人機構服務,也絕不談及自身過往,沈默40多年未曾對任何人吐露過,連妻子也不例外。


吳沃熙於建中時期學籍資料上之照片。
資料來源|建國中學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之「暴亂案件人犯名冊」,其中包括建中學生李德昌、郭國純、吳沃熙及陳炎陳。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郭國純:「因身心靈受到巨創,無法繼續升學」

二二八事件當時,郭國純就讀建國中學,事件發生後大約一週的某日深夜時分,家裡突然闖入十數名不明人士搜索,並將他押往東本願寺刑求,羈押一段時間後轉押軍法局,前後共遭羈押約2個多月,並遭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以「預備強佔公署」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後獲釋,因受生理與精神上的嚴重創傷,無法再繼續升學。弟弟郭國長亦於事件中無辜遭國府軍車開槍掃射,中彈受重傷。


1947年3月,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之在押暴動人犯名冊中,包括建中學生吳沃熙、郭國純、李德昌、陳炎陳。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郭國純於建中時期學籍資料上之照片。
資料來源|建國中學


郭國長:「事件結束了,但身上的傷痛猶存」

當時就讀建國中學初中部二年級的郭國長,為游泳校隊,在學校相當活躍。1947年3月由學校返家途中,突遭軍車開槍掃射擊中,身受重傷,右胸大量湧出鮮血,幸得路過同學及時搶救,撿回一命。然因重傷長期臥病,待病況好轉後準備返校就讀,孰料校方竟以「未即刻復學,乃思想有問題」,主動消除學籍,導致輟學在家。

二十多個鉛彈碎片留置於胸,養病多年,身上傷痛猶存,鄰居親友因他遭槍擊,又因兄長郭國純亦遭政府羈押判刑,不敢與之來往,對生活與求職影響甚鉅。


郭國長右胸遭槍擊後遺留之傷痕。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李德昌:「恐懼感一直揮之不去」

李德昌當時為臺北市建國中學高二學生,並任自治會幹部,協助維持秩序。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同學吳沃熙於赴新店開會時遭逮捕,約莫一週後,警察至李德昌住所,以有關單位要約談為由帶走,幾次偵訊後遭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以「預備強佔公署」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不久後即獲釋。回校復讀後因身心受創嚴重,經常有恐懼感,直到大學畢業、就職之後,才漸漸恢復。


1947年3月,警備總部拘押人犯表中,包括建中學生吳沃熙、郭國純、李德昌、陳炎陳。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黃守義:「你們打錯人啦!」

黃守義當時為建中高二的學生。二二八事件當時,1947年3月10日上午他與小學五年級胞弟黃守禮外出購買餅乾當早餐,離家不遠處剛好遇到國府軍正搜查路人物品,看到黃守義隨即將他叫過去,當他走近時,國府軍隨即扣下扳機,黃守義應聲倒地。弟弟驚慌地跑回家向家人喊著:「二哥!二哥!」而剛剛在家裡隱約聽到外頭槍聲的家人,見到弟弟如此喊著,預感大事不妙,隨即衝往事發現場,國軍仍於原地,父親躲在樹後用國語大喊:「你們打錯人啦!」其中一位士兵朝他開了2槍,所幸未被擊中。不久後士兵們離開現場,家人急忙奔向倒臥血泊中的黃守義,無奈他早已斷氣。


黃守義弟弟黃守禮手持兄長黃守義之照片。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黃守義學生時期之照片。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黃守義與建中同學遊於日月潭。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郭琇琮:「我有很多事還沒做完呢!」

郭琇琮生於1918年,畢業於臺北一中、臺灣大學醫學院,他向來關心時局,也常於報紙撰文評論,曾因參與反日運動而被羈押。

終戰後至二二八事件之前,霍亂突然在臺灣各地流行,郭琇琮在全臺灣各地展開巡迴治療及推廣公共衛生,並深入各地部落,為原住民同胞治病。二二八事件時,他被選為學生聯盟主席,曾在新公園的臺灣廣播電臺廣播,以日語和臺語呼籲打破中國的封建制度,不要貪官汙吏的政府……等等訴求。他在二二八事件中逃過一劫,卻於1950年與妻子皆因參加匪諜組織臺灣省工作委員會遭到逮捕,郭琇琮以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起訴,判處死刑,1950年11月28日上午於馬場町(今馬場町紀念公園)槍決。他在獄中曾說:「我已經多活了七年。早在日本憲兵抓去那一回就該死了……只可惜,沒讓我再多活幾年,多做些工作;我有很多事還沒做完呢!」


郭琇琮學生時期照片。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郭琇琮與妻林雪嬌結婚照,1950年兩人皆因匪諜案遭捕,郭琇琮更被判處死刑。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郭琇琮於1948年4月到1949年10月在臺大醫學院擔任法醫學助教之服務證。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喪親之痛:成為受難家屬的建中學生】

因為父親無故遭到逮捕失蹤,宋洪濤與李榮昌這兩位曾就讀建中的學生,開始過著一般人難以想像的困苦生活,除了忍受旁人的冷嘲熱諷、失去親人的悲傷苦痛,還得面對頓失家庭經濟支柱,顛沛流離的生活。70餘載過去,至今他們還在期待,期待事件真相的撥雲見日。

宋洪濤(二二八受難者宋斐如之子):「父親消失後,飽嚐人情的冷暖」

宋洪濤為二二八受難者宋斐如長子。宋斐如於戰後曾擔任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是當時位居最高職位的臺灣籍公務員。為人正直,於公暇之餘創辦《人民導報》,批評時政,揭發弊端,無奈卻因此引來了殺身之禍。二二八事件期間於自宅遭人強行押走,迄今下落不明。

宋洪濤在父親遭押走之時為13歲建中初一學生,礙於經濟因素使得他不得不選擇休學。繼母區嚴華於1949年5月協助遭羈押獲釋的建中校長陳文彬逃離臺灣,區嚴華因此於1950年以通匪罪名遭當局綁赴馬場町槍決。

成為孤兒的宋洪濤,自此開始流浪街頭,常以新公園(今臺北二二八和平公園)、火車站為家。父親以前的好友、下屬或司機,在白色恐怖的氛圍下,人人自危不敢伸出援手。飽嚐人情冷暖的宋洪濤,憑藉著毅力終於找到固定的工作,生活邁向穩定,但二二八事件卻始終在他的人生中留下難以抹滅的傷痛。



宋洪濤獨照。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張炎憲攝


宋斐如獨照。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宋斐如與子宋洪濤合照。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宋斐如擔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派令。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蔣介石致贈宋斐如照片。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人民導報》報社原址建物現為市定古蹟臺北撫臺街洋樓,建造於1910年。1946年1月1日《人民導報》創刊,社長宋斐如,總主筆陳文彬,該報具有強烈左翼色彩,因報導和批判戰後初期社會之政經混亂,因而在二二八事件前就已受到情治單位關注,社長宋斐如在官方壓力下辭去職務,由王添灯繼任。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人民導報》對事件詳加報導,3月遭警總以「思想反動言論荒謬詆毀政府煽動暴亂之主要力量」為由查封,宋斐如被以「陰謀叛亂首要」罪名逮捕後下落不明。

《人民導報》的存在時間雖短,但卻是認識二二八事件前後臺灣社會情況的重要史料。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李榮昌(二二八受難者李瑞漢之子):「昌ちゃん 帰れ(阿昌,回家去)」

李榮昌是李瑞漢的長子。1947年3月10日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以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邀請開會為由,至當時身為臺北律師公會會長李瑞漢位於臺北市宮前町(今中山北路二段、三段一帶)家中,將李瑞漢、李瑞峰兄弟及友人臺灣省參議員林連宗等三人一併帶走,自此下落不明。

李榮昌在日治時期就讀臺北一中,當時學生以日本人居多,李榮昌為少數臺灣人。李家不接受日治時期「皇民化教育」,李榮昌也從未改為日本名,故常遭日籍學長霸凌。終戰後,李家以為受日本人欺壓的日子終於結束,沒想到卻發生二二八事件,國府軍大肆逮捕人民、鎮壓抗爭,他的父親李瑞漢也無故遭受到波及。

李榮昌回憶,父親等3人被帶走時,他一路跟著他們,父親為了保護他的安危,刻意用日語大聲對他喊了一句:「昌ちゃん 帰れ」(阿昌,回家去),沒想到這句話卻成為了父親最後的遺言。



日治時期李瑞漢律師服照。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李瑞漢年輕時期半身照。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李瑞漢於1939年參加第二回臺北市會及街庄協議會員選舉於臺北太平町四丁目(今臺北市延平北路一帶)選舉事務所前進行競選活動。
資料來源|夏門攝影企劃研究室提供,意象·臺灣影像資料庫,李火增攝


日治時期李瑞漢(前排右二成人)當選臺北市議之員紀念合照。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李榮昌捧父親李瑞漢遺像。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李瑞漢遭逮後,李瑞漢遺孀與李瑞漢胞弟李瑞峰之妻陳情書。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二二八.建中.臺灣主體意識

民主鬥士──鄭南榕:我出生在二二八事件那一年,那事件帶給我終生的困擾。
外省二代的思想改革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亦為鄭南榕出生的那年,身為外省二代的鄭南榕,因家庭教育開明,自幼對威權反感。鄭南榕在宜蘭念完初中後,至臺北就讀建國中學,暫住位於板橋婦聯二村表叔家。根據鄭南榕弟弟鄭清華的回憶,當時其兄長有如被表叔看管,重複的上下課、回家一成不變的生活;直到高三那年鄭南榕獨自在外租屋,開始狂逛牯嶺街書街,思想頓時敞開。高中畢業後輾轉於成功大學工學院、輔仁大學哲學系、臺灣大學哲學系就讀。

「我永遠記得,那一年鄭南榕回宜蘭帶的書,文星書店出版的思想類書籍,數量已經超過他原本喜歡的武俠、偵探小說。」--鄭清華(2017.2.28受訪於《上報》)

鄭南榕胞弟鄭清華認為,許多人稱鄭南榕的思想是在大學那段期間產生變化,但他認為從鄭南榕高三那年就能看出端倪。

鄭南榕之所以強烈主張臺灣獨立,他認為當時需破除國民黨威權統治,獨立後才可能民主化,其次為避免再度因臺灣與中國在文化、經濟、政治等制度上極大差異造成第二次的二二八事件。他一生奉獻於民主、打破威權、「爭取100%的言論自由」,透過創辦雜誌以實際行動來實踐理念,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包括為打破戒嚴的「五一九綠色行動」、推動轉型正義的「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等。

「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

1987年2月4日,由海內外各界眾多團體組成「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由陳永興擔任會長、李勝雄擔任副會長、鄭南榕擔任秘書長,共同對外發表「二二八和平日宣言」,要求政府公佈二二八事件真相,恢復受難者名譽,並將2月28日訂為「和平日」。爾後,「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赴全臺各地演講,在軍警環伺之下,向臺灣民眾大膽說出這場遭政府禁錮40年之久的禁忌。演講過程中,場下聆聽民眾無不感到驚訝,聽眾們從來不曉得在自己生長的土地上,曾發生過這樣的悲劇,內心為遇害的受難者感到萬分不捨與惋惜。

為自由殉道

1988年,鄭南榕以「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在《自由時代》週刊上刊登《臺灣共和國憲法草案》全文,因而遭當局指控「涉嫌叛亂」;1989年4月7日,警方前往逮捕鄭南榕之際,鄭南榕引火自焚,表達他對政府箝制言論自由的不滿。2016年12月22日,行政院宣布將鄭南榕自焚4月7日定為「言論自由日」。



鄭南榕就讀建中時期照片及1965年畢業證書。
資料來源|鄭南榕基金會


牯嶺街書街(1972年),過去此處為許多學生與知識份子吸收知識之來源,充滿文藝氣息。
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


1987年2月13日,召開「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成立記者會,由陳永興(中)擔任會長,李勝雄(右)擔任副會長,鄭南榕(左)擔任秘書長。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宋隆泉攝


1987年2月15日,鄭南榕(前排左一)及林宗正牧師(前排中)等人在臺南市舉辦第一場二二八平反運動遊行,以湯德章律師殉難之處(民生綠園)做為終點。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宋隆泉攝


1987年2月26日,鄭南榕於嘉義火車站前為受難者獻花與鞠躬致意。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宋隆泉攝


1987年3月7日,鄭南榕、陳永興領軍的隊伍來到彰化縣政府前要求公佈真相,發生警民衝突,宣傳車也遭殃。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宋隆泉攝


終生革命家──史明(施朝暉):青年啊,胸懷大志吧!
反抗種子的萌芽─臺北一中時期

以著有《臺灣人四百年史》的臺灣革命家──史明(施朝暉),1918年出生於臺北士林,1932年15歲時考上臺北州立臺北一中。史明因自幼受父執輩「抗日」氣息的感染,上了中學後漸漸展露出反叛氣息,就讀一年級時,其學長陳根火因批判日軍侵略中國而被退學,此事更刺激史明的思想,也讓他成為「硬派」的臺灣學生,在學校時常與一些品行不良的日本學生吵架、打架。當時雖為皇民化、軍國主義盛行時期,但透過父親從日本訂閱的雜誌,史明得以認識世界與新思潮。

日治時期因臺灣人能從事之職業類別被政府限制,當時考上臺北一中的學生,大多立志於畢業後從醫,年少的史明某日在日本雜誌上看到札幌農學校教育長克拉克一席話:「青年よ、大志を抱け!(青年啊,胸懷大志吧!)」便毅然決然辦理休學,離開臺灣赴日求學,於早稻田大學攻讀政治與經濟。

走向左派及二二八事件之衝擊

當時日本早稻田大學正流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同時期殖民地解放、獨立運動、共產第三國際等浪潮席捲世界,對史明也造成相當大的衝擊。1942年史明畢業後至中國投入抗日戰爭,並加入共產黨,遂在中國發展至1949年返臺。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史明當時身在中國,雖未被事件直接衝擊,但已打下往後反蔣、武裝對抗的信念基礎;1949年對中共政權失望之際,又對蔣介石政權軍事統治的反感,返臺後立即展開對蔣氏政權的反抗。史明認為要對抗在臺灣的蔣介石政權,必須透過武裝革命方能使臺灣自主,因而收集二十多把步槍並組織武裝隊,但也因此遭到通緝,並於1952年逃離臺灣至日本東京,受日本政府的政治庇護。

從東京再出發

逃至東京的史明,開設中華料理餐館「新珍味」,一方面使生活經濟有所來源,另一方面持續支持(特別是經濟方面)在日本、美國甚至臺灣本地的社運份子。1962年,他所撰寫的《臺灣人四百年史》問世,1967年於東京成立「獨立台灣會」,推廣臺灣人應自己作主的理念。對於戒嚴時期的臺灣或海外臺灣人而言,《臺灣人四百年史》為認識臺灣、認識二二八事件的重要管道之一,同時也為臺灣主體意識發展的重要思想泉源。

返回臺灣──深根社會運動

1987年,臺灣雖然表面上已解嚴,但各項法令枷鎖尚未解除,1991年更有學生因研讀《臺灣人四百年史》及參加「獨立台灣會」而遭警方逮捕(獨立台灣會案),史明於1993年潛返回臺後亦曾遭逮捕,兩案後皆以交保獲釋。

史明返臺後活絡於各社運場合,亦積極擴大、深根「獨立台灣會」組織,對臺灣社會的公平與正義不遺餘力,同時也以和平抗爭於體制外宣揚獨立建國理念。他的臺灣民族主義與獨立建國運動思想,不論在海外流亡時期或返臺後參與社會運動時期,皆在臺灣人意識的形成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史明(施朝暉)學生時期與家人之合照,後排身高最高者為史明。
資料來源|史明教育基金會


提倡「台灣民族主義」的史明為台獨左派,因二二八事件及蔣介石軍事獨裁而對蔣政權深感不滿。1950年成立秘密組織「台灣獨立革命武裝隊」,準備伺機暗殺蔣介石。1951年底刺蔣失敗遭通緝逃亡至日本,1952年以政治犯受到日本政府政治庇護,展開41年的通緝流亡生活。
資料來源|史明教育基金會


位於日本東京西池袋的新珍味餐廳。
資料來源|史明教育基金會


1993年,史明返台前夕於日本講述臺灣民族主義與臺灣獨立。
資料來源|史明教育基金會


1995年,史明與「獨立台灣會」宣傳車隊,攝於屏東縣政府前。
資料來源|史明教育基金會


《台灣人四百年史》為史明代表著作,為臺灣主體意識之重要論述之一。
資料來源|史明教育基金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