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通訊/2019年9月號

目錄

董事長的話──朝向「轉型正義」前進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薛化元 董事長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這兩年的工作要點之一,就是進行二二八轉型正義報告的研究工作。在團隊同仁及基金會外專家學者的協助下,在去年年底跟今年的7月,先後舉行了期中和期末報告的研討會,總共撰寫的文稿超過60萬字以上。目前正準備將第二階段的文稿也送請專家學者審查,併同第一階段完成的稿件再由國史館陳儀深館長進行全面性的順稿,而後即可付印。這樣,也算完成了二二八轉型正義報告稿的階段性工作。

計畫進行期間,持續接到關心者的探詢:「這樣是不是就可以完成二二八轉型正義的工作呢?」我想答案應該是很清楚的:「當然不是」。對二二八基金會而言,進行真相的調查,或是轉型正義工作的推動,是法定的任務之一。而透過這兩年政治檔案的再發掘調查,也找到不少二二八相關的檔案,在可預見的未來,透過政府與民間持續的努力,應該還有更多的史料、檔案會出土。而這些新的檔案、史料當然也需要重新再整理。

基於以上的認知,我們可以發現,二二八事件轉型正義報告稿的完成或是出版,只是二二八轉型正義工作的階段性任務的完成。在這樣的基礎上,後續如何繼續推動二二八轉型正義工作,未來將是基金會以及政府相關部門持續推動的工作。

另一方面,轉型正義工作的推動,並不只是為了向過去歷史交代,也是為了我們台灣人民的未來。就此而言轉型正義報告的工作,是為了深化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而深化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在今天正是強化台灣軟實力的重要方向之一。深化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一方面是對過去歷史的重新檢討,也是提醒國人記取歷史教訓,一起共同捍衛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讓類似二二八事件這種國家公權力不當侵害人權的事件不要發生,並避免自由民主人權價值的倒退,而這必須透過國人的努力才能達成。


執行長的話──傳承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楊振隆 執行長

再度擔任二二八基金會執行長的職務,轉眼又將屆三年。雖然,目前所著重的只是將紀念館的功能正常化發揮而已,但就已經讓擔綱的同仁們十分辛苦。只是我內心還有一件最想做的事情,還是要勞煩他們,那就是二二八歷史的教育傳承,直白地說二二八的傳承才是我真正想要做的事。二二八如果沒能繼續傳承它的核心價值,則將只是煙花一場,不消數年就會雲消霧散,而被掃入歷史的灰燼中,這絕對不是台灣人所樂見的。所以,本會在我十幾年前初次擔任執行長的時候,就已經開辦過教師及青年學生的研習營,目的就在於傳承二二八的歷史意義及教育。因此,本會所擔負的任務,除了代表國家對二二八的受害者及家屬進行賠償及撫慰外,最重要的其實是傳承教育以及歷史真相的澄清,而歷史的澄清則因為真相被掩埋太久或政治上等等的原因,變成是一件工程浩大的事情,實非一蹴可及。但歷史的傳承卻是立即可做的,這件事,本會當然是責無旁貸。回顧當年我們其實除了辦理研習營外,也每年定期舉辦學術研討會,以形成二二八論述的主流,並藉諸學術與人權而與國際接軌,可惜這些努力在政權輪替時,都被中斷了,直到去年才又一一恢復並開始重新試辦,其中比較特殊的是我們今年的青年研習營是由青年團體自己來擔綱,用年輕人的觀點及方式來闡述二二八的歷史與傳承。也許這樣做,能讓更多的新世代願意去理解及參與二二八的事務,而讓歷史的傳承能更健全穩當的發展。因此,要特別感謝與讚譽「共生青年團隊」的年輕人們,除了每年舉辦文化藝術的共生音樂節活動外,也願意辦理較為嚴謹的教育研習, 真是感謝!


台灣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國際研討會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許雪姬主持第三場次,評論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何義麟所發表〈海外二二八事件紀念活動之傳播與影響〉一文。

 

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吳文星擔任第二場次主持人,發表人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林正慧與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許文堂。

 

研討會第二日的第五場次中,本會薛化元董事長發表〈轉型正義的應然與實然之歷史評價〉一文。

 

本會與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合作,於2019年7月27日、28日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一樓展演廳,辦理「台灣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國際研討會」。本次研討會共計5場文章發表及2場綜合座談,邀集專家學者們交流分享。

首日以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長薛化元及促轉會代理主任委員楊翠的致詞揭開序幕。薛化元表示,「隨著檔案史料的漸次開放,未來仍有許多議題值得去探索,因此『二二八事件真相調查與轉型正義報告稿』的完成,並不是代表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調查就此結束,反而應該是進行該工作的另一個開端。」而楊翠表示,「我們不斷與相關機關溝通,截至目前已經找到許多檔案史料,而未來我們也會針對這些檔案史料進行真相的挖掘,除了將監視體制、加害體制等層層網絡研究論述建立起來外,不義遺址的研究與整理也繼續在做,一旦有成果必定會向社會大眾報告的。雖然促轉會僅為兩年之任務型機關,但轉型正義是要長久持續下去的,而在促轉會結束任務前,我們應要有長期的計畫,這個計畫就是要為轉型正義任務打好基礎,以及思考如何建立社會各界與政府機關的合作關係,而讓轉型正義的工作能夠持續下去!」

第一場次,由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黃富三擔任主持兼評論人、前國史館修纂處處長侯坤宏擔任評論人,以及兩位發表人分別為國史館館長陳儀深與國史館修纂處纂修歐素瑛為本場次發表文章。

陳儀深館長在〈台灣人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兩條路線─處理委員會VS.武裝抵抗〉文中提及,處理委員會與武裝路線難以二分,處委會有些會扮演搜繳槍械與接管機關的角色,武裝青年也有願意走談判路線的,而各地處委會成員仕紳所佔比例,由北而南、由西而東遞減,而有組織的武裝路線方面,不論青年、學生或原住民,不同方式的反抗都有其侷限性。不過不論是處委會或武裝路線,事後都遭到不同名目的清算。

歐素瑛纂修則在〈二二八事件對校園的衝擊〉中說明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台北市及鄰近學校宣布暫時停課,學生立即投入抗爭,返鄉的學生或傳布衝突發生的經過,或投入在地各種抗爭行動。事件之後,省教育處著手整肅學風,參與事件或率領學生抗爭的教職人員大都被撤職、解聘,學生大部分都能辦理自新,填具保證書或悔過書後重返校園,僅少部分被開除學籍或退學,而本來自由的學風也在二二八事件後,政府當局強力整頓及嚴格規範下轉趨保守。

第二場次由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吳文星擔任主持人、發表人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林正慧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許文堂,以及兩位評論人分別為陳儀深與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教授川島真。

林正慧助研究員的〈反抗的起點或秋後算帳─關於二二八與白恐的歷史連結〉一文中主要述說二二八事件之後,部分台灣人轉往島外,分成傾共與台獨兩種主張,皆以二二八為宣傳號召,島內台灣人亦是如此,也因而遭到判刑、槍決。在其中包括執政當局刻意清理、秋後算帳,亦有因親友而受牽連者。執政當局曾在事件爆發後有段寬大包容時期,但因國共交手失利及韓戰美軍的支持,對二二八事件參與者轉成清算,嚴密監偵管考,也被貼上標籤成為台灣人的原罪。而二二八事件,也成為國民黨政府遷台後開始長時間白色恐怖的因素之一。

許文堂副研究員以〈二二八事件前後的台灣─以英美兩國檔案與輿論為中心〉說明,美國、英國兩國的檔案中透露中國佔領軍當局的管理施政腐敗,在爆發二二八事件後的一些殘酷鎮壓,這是違反國際法戰爭法中的軍事佔領法規,因而有將台澎置於聯合國託管的說法。美、英兩國的重要報紙也反映了這種輿論,指責中國的不良統治與屠殺,可說是二二八之後美、英等國對於將台灣交由中國統治的疑慮,也因此盟國在日後討論對日和約時,未將台澎主權劃歸於中國。

第三場次由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許雪姬擔任主持兼評論人,以及由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何義麟與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副教授劉恆妏發表文章。

何義麟教授的〈海外二二八事件紀念活動之傳播與影響〉中,提到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島內談論二二八逐漸成為禁忌,相反的海外不斷地在傳播相關訊息。1958年間國民黨政府將二二八歸究於共產黨的陰謀,以無形的壓力使媒體避免談論二二八,但島外部分傾共或台獨運動者皆舉辦二二八紀念活動,也為國民黨政權認為台獨與共匪皆是同夥人,打壓所有政治異議人士。至1980年代黨外運動擴展,才逐漸再度於島內提起二二八,並打破禁忌讓這個重要日子成為「和平紀念日」。

劉恆妏副教授在〈二二八事件對戰後台灣司法的影響〉文中指出二二八事件中當局明顯對台灣在地法律專門職業人才存有一定猜忌,據目前資料,約有兩成比例直接受二二八衝擊而受難。受此衝擊下,有出走司法體系者、離開台灣者,留下來的為求生存亦須學習沉默或放棄部分法治理念。又在事件中因外省籍司法人員遭毆打,亦造成外省司法人員出走,在不相信台籍又爆發外省籍出走潮下,除了加速戰後司法的中國化外,引進素質不良甚至不具資格者,亦使戰後台灣司法品質低落,且在二二八事件的處理過程上,種種非法程序與對法治的不尊重,影響日後台灣司法獨立的審判文化。

第一日綜合座談中,陳儀深館長指出,戰後台灣史研究者應隨現實環境變動關注各項相關議題,並非侷限於某些論述及觀點,此外也需多方面的檔案史料印證真相。川島真教授則認為,各時期、各國對二二八都有不同見解,也會因國際情勢而有不同反應,此也為二二八本身的多面性,會影響二二八的歷史教育及傳播方向。許雪姬研究員談到1990年代行政院委託研究二二八時研究的情形,並強調史料的徵集需耐心與時間,不論是誰都應該將史料徵集當作自己必須擔下的責任。

第二天的第四場次由前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黃秀政擔任主持兼評論人,吳文星擔任評論人,而由林正慧代宣讀國史館修纂處助修吳俊瑩及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蘇瑤崇的文章。

吳俊瑩助修〈海軍對二二八事件的彙報與應處〉運用海軍總部與第三基地司令部等往來電文,說明海軍在二二八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然而因海面無事,海軍的角色類似壯聲勢、讓在台官兵安心的作用。該文並指出海軍第三基地司令黃緒虞對高雄煉油廠的肅清須負起責任,此外本文於查找資料過程中,發現1991年國民黨政府正式面對要處理二二八事件,展開研究報告的撰寫工作時,仍不敢完全直面問題的證據。

蘇瑤崇教授〈試論二二八事件中外省人的傷亡〉文中可發現當時政府高層蒐集數字資料的不確實,而最大問題是藉由使用模糊的「死傷」一詞以誇大外省人的死亡人數,或者合計本省人與外省人公務員的死傷人數用來誇大外省人死傷人數。除此之外,在當時政府中也出現沒有事實根據而刻意扭曲死傷人數之報告。這些國民黨政府虛構的死傷人數,日後被廣泛地做為政治宣傳,用以激化族群對立與醜化二二八事件,其負面影響至今仍存。二二八事件中,不只台灣人,外省人同時也是受害者,歷史悲劇其實是肇因於政治腐敗,而非源自族群問題,「族群因素」只是被政治利用之工具而已。

第五場次由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名譽教授李筱峰擔任主持人,評論人分別為陳儀深、薛化元與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專任委員葉虹靈,而發表人分別為薛化元、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葉浩及早稻田大學地域‧地域間研究機構研究助手平井新。

薛化元之〈轉型正義的應然與實然之歷史評價〉文中指出1987年解嚴時就應依《戒嚴法》履行轉型正義,但中國國民黨未負起責任也不願透過司法體系重新檢視過去遭到軍法審判的平民案件,即使有以叛亂為要件的「補償條例」,但補償範圍有所限制,何況有些受難者並未以叛亂方式處理,或沒有受到審判,如總統府秘書長王世杰遭到免職(1952年)、吳國楨辭去台灣省主席赴美(1953年),故討論轉型正義過程中這些都是必須加以處理的。

葉浩於〈轉型正義實踐中無可迴避的理論工作─一個關於方法論的考察〉提到南非與德國的轉型正義之所以為典範,是因為其有完整的規範性論述,符合其自身文化脈絡與傳統思想,故台灣若要進行轉型正義,其建立一套完整、具有指導功能的論述也是必要的。轉型正義作為一種政治實踐,本身即是一個重新肯認彼此並確定價值的過程,也可嚴格說應該是一個思想更新與文化再造的工程,而其亦意味著此工程將無宣告完成的一天。

平井新的〈台灣的「例外狀態」與轉型正義─台灣案例的特殊性〉則是寫出了台灣至1987年民主化以降,轉型正義大體停留在「補償」階段,至於檔案公開、究責、恢復名譽等方面停滯不前,至2016年第三次政權移轉後的蔡英文政權時期,多項轉型正義工程才漸次開始展開,並以社會和解為目標。台灣的轉型正義結構已出現,故轉型正義不會只成為反映一部分人們的歷史觀或意識形態,而成為現實政治中爭取利害得失的工具,而台灣的「轉型正義」作為一個與其他議題相互關聯而開展的運動,必定有與另外一個運動形成連帶的潛能,也是台灣「轉型正義」的核心特徵。

第二日綜合座談中,與談人之一的李筱峰提到過去研究二二八的淵源,陳儀深則提出研究者相當依賴檔案局、國史館等收集之檔案資料,故真相追逐、檔案史料徵集與管理應該要有延續性,不隨政黨輪替而改變。薛化元在最後表示轉型正義的議題須釐清戰線,塞入太多議題會難以應付,另外也因無法作為正常國家,國際上的轉型正義支援會有問題,故轉型正義的工程相對會比別人慢。薛化元最後強調,「二二八事件真相調查與轉型正義研究報告稿」撰寫是在《促進轉型正義條例》通過後之大框架下所展開,其重要性不可言喻,完成後也並非結束,轉型正義工作要持續下去。(文/游淑如、葉宗鑫)

 


真人圖書館 莊永明「讀歌:禁歌史學堂」&黃惠君「凝視傷痕與罪證:二二八國家館與台北館的策展故事」

莊永明老師講解禁歌

 

除了講解之外,莊永明老師也會唱給大家聽

 

8/18真人圖書館 現場來賓

 

黃惠君主講人 解釋策展理念與史觀

 

受難者王添灯家屬王贊紘先生發表感言

 

7月14日真人圖書館 莊永明:「讀歌:禁歌史學堂」

莊永明老師認為有很多坊間的禁歌,其實都不是禁歌,像是之前黨外選舉的時候辦禁歌活動,有很多歌星唱的其實都不是真正的禁歌。莊老師印象中早期的禁歌有一首是<保衛大台灣>,他記得在吳開芽老師(知名兒歌<造飛機>的作曲者)教他們後一個星期,突然很緊張地對他們說:「歌詞改了,你們不要唱之前教的!」,原來是被檢舉歌詞不當,後來更因此被禁唱,原因有一說是「保衛大台灣」被人改成「包圍打台灣」。

另一首歌叫台北市民歌,那是1946年的歌曲,唱了一陣子之後,第二段因為有「受盡壓迫的終於吐氣又揚名」,讓當時的執政者對號入座,而不能再唱;第三段更是一開始就因為有「建國的腳步越來越近」一句,從這首歌公布開始就不能唱。結果就是後來完全消失,除了那個年代的人之外,很多人都沒有聽過。

莊永明老師認為,歌曲對民眾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不論就文化或是人情事理上,很多時候群眾都是由歌曲裡面學習社會的倫理,但是因為有一些政治因素,每個統治者對這種事物都非常敏感,他們認為歌的傳播性很強,所以就對歌曲有限制。

其實禁歌可以從日治時期開始看,1939到1945年之間可以說是台灣沒有歌的年代,因為日本政府一邊推動皇民化運動,一邊又跟中國在作戰。這段時期的台語歌幾乎完全消失。日治時期的禁歌中,像是<流浪的街頭>就是一個很著名的例子,因為當時經濟正蕭條,這首歌對政府來說是很強的批評,可是因為日本政府依法行政,所以只能以查禁解說書來處理。農村曲因為「受苦無人問」這句詞一度也是禁歌,爭取後才解禁。1939年後,很多知名的台灣音樂家都在寫/改編軍歌,最好的台語歌都被改造成皇民化的工具。

戰後,最先可以提到的是<收酒矸>,這首歌發表時正好是二二八事件的那一年,歌詞內的地名都還沒改。當年張邱東松寫這首歌時以一個小市民的心情來撰寫,描寫當時的社會景象,一時爆紅,連小學生都會唱。這是一首描寫窮苦小朋友生活的歌曲,與侯德健後來描寫老榮民的<有酒矸通賣無?>描寫的是兩個不同階級的人物,研究音樂歌謠者,不可不明辨。當時張邱東松在之後的金華女中教書,之後還寫了<燒肉粽>這首知名歌曲,總共4段,其中一段被禁,因為被懷疑對時事有諷刺。所以有些歌並不是完全被禁掉,有時是部分禁掉,有時是作者自己改掉。

還有一首<補破網>,這首歌常常被跟二二八連結在一起,不過其實這首歌跟二二八沒有關係,而是跟台灣俗語「火燒罟寮--全無網」有關的,以這個俗語作為創作的基礎。這首歌發表於1948年,如果從背景跟歌詞來看,其實這是表示台灣從殘破的景況轉變成開發中國家的三部曲,先是修理工具,之後是工作跟發展。這是我們要了解歌曲背景的原因,「歌有歷史,歷史有歌」,這是我們一定要認真注意的。

像是<望你早歸>,當初是劃時代的歌曲,歌詞跟旋律都跟之前的流行歌曲不同,而且剛好符合發表當時的時空環境,讓台灣人聽了無不動容。可是當莊永明老師親自去詢問那卡諾作曲的緣由時,他卻回答:「這只是一首戀愛歌曲,跟大時代沒有關係」。這些當年的作詞作曲者,像是那卡諾、楊三郎這些人,要是能維持創作能量,不知道還能做出多少好歌?可是楊三郎死時卻連一口薄棺材都沒錢負擔。還有很多其他的台語歌作家當年也是晚景淒涼。

最後,莊永明老師也呼籲有關單位應該重視這些文化遺產,主動去蒐集整理,拜訪耆老,製作口述歷史,並且發表相關研究成果。

 

8月18日真人圖書館 黃惠君:「凝視傷痕與罪證─二二八國家館與台北館的策展故事」

一開始,主講人提到過去留學法國的經驗,在向各國同學分享自己國家的事物時,她發現自己竟然對出身的國家這麼的陌生。而後,在法國經過社會學的學術訓練了解到,如果沒有辦法了解到該國的歷史,就無法詮釋當代社會,所以歷史成為做任何研究的基礎方法,即便她是分析當代,也會以歷史為出發點,而後掌握現在。回到台灣時,剛好美麗島事件發生,歷史的舞台上有當時的統治者、反抗者,這個事件,正好把所學拿來實用。

她認為紀念館是處理傷痕歷史最好的形式,館內可以訴說真相,可以撫慰傷痕。為了這個目的,需要把藝術家引入,而台灣在這方面的專業連結其實不太到位,學者充滿歷史知識,卻不知道如何轉換成空間、美學的語言,藝術家或是設計者有非常好的美學素養以及空間語彙的表現方式,但是卻又對歷史相對無知。主講人在那個時間點,把自己作為過渡的橋樑,把史學者多年來挖掘出來的結晶翻譯成藝術家能懂的語彙,然後呈現在觀眾面前。

在其後約一小時的演講中,主講人從「敘事的起點」開始,論述起始時間的分段,因應國家館的展示面積,時間的起點不能推得太早,只能從二戰結束為起點,而以精簡的展版來展示戰後接收的期待與失望,與此相對的,台北館以歷史現場的方式來論述,所以多花了篇幅討論建物的歷史身分。

「史觀如何展示」方面,二二八事件的定性為何?人民的力量如何展示?如果只是緝煙事件造成的後續衝突,這樣就不會有那麼多後續的台灣菁英被害。像是今日的反送中運動一樣,這是對暴政的反抗運動,還是只是政府暴政的屠殺?強調後者的話,是無法完整呈現事件的事實的。另一個問題是,各打五十大板式的教科書撰寫是正確的嗎?當時臺灣是「被統治者對統治者的對抗」,是「陳儀只任用外省人做政府高層,而那些人貪腐讓人民反抗」所造成的結果,所以今天教科書的史觀藏著省籍,卻沒有去談對抗貪官污吏的事情,這就是問題。

「檔案:誰的罪證?」在常態展的第三條走道主講人比對了同一日報紙上統治者說的話跟檔案裡統治者實際做的事。展示出統治者的兩面手法,這也是民主化之後檔案開放的優勢。從檔案到罪證如何翻轉?本來是受難者的「罪證」,後來變成加害者的「罪證」,這些留下的檔案,正是加害者留下的痕跡。為了展示,紀念館是需要證據,不能只是文字。

「被展示的傷痕」在過去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定期展「沉冤‧真相‧責任」裡,曾展示出受難者傷殘的照片,這些傷痕的展現,也需要主辦單位跟受難者及其家屬的協助,才能達成。「空缺的展示意涵」則是在討論受難者的廣度和深度--量體的意義,除了許多的無照片空白之外,還有綿延不絕的名單,這是對每個生命的尊重。官方展示出檔案堆積的高塔,也是一種量體的展示。

然後主講人提到受難家屬的證詞:「說話的是白髮人,說的是黑髮人的故事…」的概念,這也是一種時間空缺的展示手法,國家館呈現的方式是「傷痕之憶」。最後的尾聲是白色恐怖,因為空間所剩不多,所以用施儒珍之牆來做結束。

對於未來,主講人希望二二八的新展示可以做到以下幾點(1)引入新史料;(2)史觀的調整:如加害者的罪責、定義受難者是冤魂還是英靈,很多受難者其實是為台灣自由民主犧牲的,是為公共事務犧牲的人;(3)定義省籍衝突還是民主運動,這是被統治者對統治者的反擊;(4)分清楚是失蹤還是密裁;(5)舊史料,新史觀;(6)人民的力量與集體意志的展示。(文/林昆鍾)

 


必須創造出具時代性的台灣藝術 時代的な臺灣藝術を創り出さねばならない
他們的年代:臺展92|迸發的璀璨——陳植棋生平展

「他們的年代:臺展92|迸發的璀璨——陳植棋生平展」開幕式,以日語朗讀陳植棋及其胞妹陳鶴的家書及文稿,揭開此次特展序幕。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楊振隆館長致詞。

 

高齡93歲、陳植棋之子陳昭陽先生蒞臨開幕式,深深地一鞠躬感謝蒞臨的所有貴賓。

 

9月1日開幕當日,吸引相當多民眾及台灣近代美術史研究者前來共襄盛舉。

 

1935年台陽展開展之時,陳植棋之子陳昭陽先生曾隨同母親潘鶼鶼至現址,於二樓陽台與陳澄波(右起)、李梅樹、陳春徳、楊三郎及李石樵等當時幾位畫壇大師留下珍貴影像,開幕式當日,陳植棋之子陳昭陽與家族成員及台灣近代美術史相關研究學者,在同一處留影紀念。(資料來源:楊三郎美術館)

 

開幕當日下午以「成為藝術家—— 陳植棋的創作與青春」為題,邀請台大藝術史研究所助理教授邱函妮老師進行專題講座。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台灣美術發展的歷史現場

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為了進行現代化教育之施行,創設「台灣教育會」,並於1931年時建造落成「台灣教育會館」,為當時各式演講會、教育成果展示及電影放映的會場,及1931至1936年舉辦「台展」、1938至1942年舉辦「府展」之場館,為台灣近代美術發展的歷史現場。歷經將近九十載,原台灣教育會館成了今日的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依舊座落於南海路上,伴隨著台灣近代歷史的流轉,也承載著台灣近代藝術發展的記憶。

當年入選台、府展的作品,一方面在技法上受到西方藝術洗禮,同時特意捕捉台灣特有題材,流露濃郁的「地方色」;今日我們所熟知的前輩美術家如陳澄波、廖繼春、楊三郎、顏水龍、陳植棋、郭雪湖、陳進、林玉山、李梅樹……等,皆堪稱台展舞台上的巨擘!此外,當時各式美術團體也此起彼落地成立,如赤島社、七星畫壇及臺陽美術協會……等等,引動宛如驚蟄般的新思潮,藝術家們都期盼為台灣藝術另闢蹊徑,留下豐厚的藝術資產。然而,二二八事件發生,藝術家陳澄波蒙難,成為台灣美術史上最令人遺憾和惋惜的事。

1938年4月底,第4回台陽美術協會展覽會(簡稱「台陽展」),於台灣教育會館舉辦,其中特別陳列已故黃土水的雕刻作品,及陳植棋的〈真人廟〉、〈祖父像〉、〈淡水風景〉、〈婦人像〉、〈芭蕉〉及〈靜物〉等6件畫作。81年後的今日,為能讓大眾認識台灣近代美術之發展,以及了解戰前戰後台灣社會文化的輪廓與衝突,歷經將近一年的企劃,於今(2019)年9~12月舉辦「他們的年代:臺展92|迸發的璀璨——陳植棋生平展」特展,除了展出包括1938年臺陽展中6件、共計18件的陳植棋畫作之外,也透過書信、相關報導及畫作,更深入了解陳植棋對臺灣主體意識的思維,及對臺灣美術的貢獻。

以陳植棋的文字,形塑其如煙花璀璨迸發又倏忽消失的人生

9月1日上午11時,陳植棋的後代家屬及許許多多關注臺灣美術史的研究者及大眾,齊聚於本館二樓南翼特展展場,參與本次特展開幕式。開場表演環扣了這次展覽的主軸,邀請兩位日籍人士,朗讀陳植棋胞妹陳鶴在1935年曾於《臺灣文藝》期刊上投書一篇〈兄の畫を生活想ふ(吾兄繪畫生涯之追憶)〉之摘要,並穿插朗讀陳植棋在1927年致師長的手書、1928年於《臺灣日日新報》發表〈本島美術家に與へる(致本島美術家)〉……等等書信,藉由這些文字,來形塑陳植棋的人生、意志,以及他追求時代性的台灣藝術的動機與目標,也透過文字的表述,窺探陳植棋的字裡行間中對於生活的感受與生命的熱情。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楊振隆館長在致詞中表示,陳植棋英年早逝,為台灣美術史上相當重要的缺憾,這次的展覽不僅展出畫作的風采,也透過文書呈現前人在追求台灣美術主體意識上的努力。陳植棋之長孫陳子智先生在致詞中,特別感謝此次展出各界大力的支持,並也長期關注推動台灣近代美術史的重建,能在原台灣教育會館中以較多的篇幅來重現陳植棋的畫作與生平,也算是彌補了一些缺憾。高齡93歲、陳植棋之子陳昭陽先生,克服行動不便也親蒞會場,簡短致詞中說到,1935年之時同母親潘鶼鶼來到本館,此次展覽意義重大,一定要出席,深深地一鞠躬感謝現場所有嘉賓。本次策展顧問李欽賢老師致詞中講述到,陳植棋1931年過世後,隨著時代變遷讓人遺忘在歷史洪流中,直至近期在各方努力推動台灣近代美術史重建中,才慢慢換醒對陳植棋的記憶,這次的展覽就像一本介紹藝術家生平的小冊子,閱覽陳植棋精彩的26歲年華。對於這次展覽也不遺餘力的蔣渭水文化基金會蔣朝根執行長致詞中,特別說明蔣渭水及陳植棋的相遇及影響,依據台灣文化協會發行的《臺灣民報》中描述「旅行事件」中蔣渭水(筆名雪谷)對陳植棋等數位遭退學的學生如何的安置及後續相關的處置措施,及將學生們送出國深造所舉辦的餞別茶會,還原部分陳植棋從退學到至日本東京留學的過程。下午2時特別舉辦開幕講座,邀請到長期研究陳植棋畫作的臺大藝術史研究所助理教授邱函妮老師,以「成為藝術家——陳植棋的創作與青春」為題進行2小時的介紹,深度剖析陳植棋短短一生中,屬於他的熱血青春與創作人生,及對台灣近代美術史上的重要性。

本檔展期自即日起至2019年12月1日止,展期間特別安排三場導覽活動(9月22日、10月12日、11月17日,需報名)及10月12日由李欽賢老師主講「超時代的台灣藝術:陳植棋反映的視線」專題講座,歡迎有興趣的民眾蒞臨本館參加(詳細活動訊息請參見本館官網)。(文/陳文恬)

 


Tseng Feng Art-偉大而美好的種籽:重繪二二八看見人民迸發的 力量創作畫展」--地方巡迴展
嘉義展場開幕茶會暨嘉義地區二二八家屬訪慰與座談

楊振隆執行長畫展開幕致詞

 

與會貴賓致詞

 

展場一隅陳列相關宣傳品

 

江榮森董事長現場解說作品

 

楊振隆執行長與嘉義受難者家屬敘舊、閒話家常

 

本會楊振隆執行長與嘉義受難者家屬合影1

 

本會楊振隆執行長與嘉義受難者家屬合影2

 

由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所主辦,財團法人嘉義市二二八紀念文教基金會所協辦「108年度Tseng Feng Art-偉大而美好的種籽:重繪二二八看見人民迸發的力量創作畫展地方巡迴展-嘉義場」於8月3日上午11時舉行盛大而隆重的開幕儀式,與會貴賓有:李俊俋立法委員、行政院雲嘉南區張慶鬚副執行長、蔡文旭市議員、王美惠市議員、傅大偉市議員、財團法人嘉義市二二八紀念文教基金會江榮森董事長、南投縣二二八關懷協會陳伯三理事長、嘉義市畫家陳哲老師、嘉義地區與南投縣的受難家屬、關心二二八事件的社會人士等等,共計約有100人參加,現場還贈送與會貴賓「偉大而美好的種籽:重繪二二八看見人民迸發的力量創作畫本」一本和明信片酷卡四式一套。

本次展覽特色:

一. 近年首次由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將展品巡迴至地方展出。

二. 有別於以往的二二八展多屬檔案史料搭配少許圖像的文字敘述,圖片甚少,本次改以圖畫作品為主軸。

三. 由知名畫師Tseng Feng Art繪製的二二八藝術創作作品,藝術主題正確且淺顯易懂, 讓參觀民眾藉由藝術創作,輕鬆瞭解二二八事件的原貌。

本次地方巡迴展示29幅良好而優美的二二八事件藝術創作,建議更應該普及,希冀本項展覽能延續展出於全台各地,展示於全台人民面前,讓全台民眾在欣賞藝術創作的同時,也認清這段悲慘的台灣史,是我們的殷盼。

本次地方巡迴展開幕茶會,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楊振隆執行長親自蒞臨與會參加,會後由筆者隨同拜訪、慰問受難者家屬--陳澄波女婿洪木先生、顏清義弟弟顏清明先生;晚上與眾多受難者家屬敘舊,聯絡感情;嘉義地區受難者家屬皆踴躍參加,各位家屬久違重逢,相處融洽。(文/江榮森 財團法人嘉義市二二八紀念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

 


2019年「二二八追思紀念法會」

工作人員帶領家屬尋找親人牌位

 

牌位前祭拜

 

燈昱法師進行灑淨

 

悼唸文疏

 

家屬祈誦金剛經

 

本會依《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所定「撫平歷史傷痛,促進族群融合」之任務,且延續受難者家屬敬奉先人及感恩普渡之民間信仰傳統,援例於農曆七月間為二二八受難者英靈舉辦2019年「二二八追思紀念法會」,在6個縣市一共辦理了8場追思法會,約有500餘位家屬參與。

今年第一場法會--臺北主場法會,於8月4日(星期日)舉辦,共有222位家屬報名參加,甚至有遠從臺中大甲北上參加法會的家屬。為兼具法會莊嚴及交通便利,且需能容納含工作人員共約300人參與,今年再度回到圓山捷運站旁的臨濟護國禪寺舉行。

本場法會禮請上燈下昱法師擔任主法大和尚,帶領維那、木魚、司鐺、司鼓、司鉿5位法師,為二二八受難者英靈啟誦金剛經及焰口施食法會,在法師莊嚴及法喜充滿的感應誦經引領中,家屬們一同齊心為其先人誦經祈祝,法會順利圓滿於牌位焚化後結束。由於臨濟護國禪寺誦經場地設置於二樓,受難者牌位設置於一樓,法事進行中由主法法師引領全體家屬至受難者牌位前招請及回向,期間由基金會同仁細心攙扶行動緩慢的年長家屬上下樓梯。

為使中、南及東部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得以方便就近參加佛寺超薦法會,為其先人追思祈祝,本會在花蓮市、臺中市、嘉義市及高雄市四個縣市安排當地家屬習慣參拜及交通便利的佛寺,為其先人於當地佛寺舉辦之梁皇寶懺、地藏或盂蘭盆法會設立超薦牌位。

而暫時安奉於嘉義縣水上鄉嘉雲寶塔及雲林縣古坑鄉崎坪示範公墓的無名二二八受難者遺骸,本會配合於當地安奉處所舉辦之中元法會中為其設立牌位誦經祈祝;並在台北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內的福德宮設立二二八受難者大牌位,供二二八家屬及民眾祈祝。(文/陳雅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