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展|他們的年代:1930~1960年代影像展

 發佈日期:2018-10-28

展覽時間:2018年11月11日~2019年7月28日.週二~週日 10:00~17:00(週ㄧ休館,恰逢國定假日開館,次日休館)
地點: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二樓南翼/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54號
開幕儀式:2018年11月11日 上午11:00
主辦單位: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合辦單位: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前言

1930~1960年代,臺灣歷經日治時期、二戰轟炸、國府軍接管等政權移轉、戰事及撼動臺灣社會的事件,戰爭的破壞讓昔日的繁華生活及瑰麗建築不復存在,戰後又面臨統治權急遽翻轉,身份認同也陷入混亂搖擺。

在這期間,除了攝影名家外,還有些平民攝影及檔案照片,透過鏡頭留下珍貴的歷史紀錄,及不同的統治者基於不同目的,拍攝與臺灣相關的紀錄或宣傳影片。這些影像攝影作品僅是特定時空的片段畫面,無法完整還原當時的環境背景,但仍不失為一窺這段歷史的切入視角,而具濃厚宣傳意味的影片,以現代眼光或許有些荒謬,卻也保留當時的生活面貌。

展覽中透過靜態的影像紀錄及動態的錄像作品,介紹日治臺灣的庶民百態、戰時的動員狀態、轟炸下的斷垣殘壁以及戰後的困頓環境,呈現臺灣這段身不由己的動盪年代。

 

1930年代日治下的臺灣

時序進入1930年代,日本當局將臺灣打造「日本農業生產基地」的基礎工程陸續完備,不僅人口普查、國土調查皆已完成,主要的交通建設,如基隆到高雄的西部縱貫鐵道也已開通逾十年,港口的建設及臺日間「內臺航路」的行駛,也加速日本商品與臺灣物資的流通,經濟發展有了穩當的基石;民生基礎建設如嘉南大圳、日月潭水力發電廠也在此時陸續完工,不僅提高農產量,也為新興工業帶來了豐沛且廉價的電力,整體社會秩序相較於日本領臺初期更為穩定。

穩定的社會發展

經歷霧社事件日本統治當局強烈鎮壓,左翼團體受到整肅,大規模武裝抗日行動幾乎不再有。此時的市區可見寬敞大道及繁榮街廓,百貨商行接連出現,臺北公會堂(今中山堂)、臺灣總督府博物館(今國立臺灣博物館)及新公園(今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的設立,提供了人們集會、活動的場所及生活休閒的去處。在此同時,「皇民化」運動在臺展開,統治者透過國語運動、改姓名、志願兵制度、宗教社會風俗改革等政策手段,建立臺灣人對於日本統治的認同與支持。

蓬勃的文化活動

日治時期的臺灣,接觸了不少新觀念新事物,進而帶動文化活動的蓬勃成長,民間祭典、棒球、相撲及賽馬等等休閒活動多元發展,再加上「有用學術」的教育概念之下,推動圖畫、音樂、教育等文化藝術,各式各樣的活動如「臺灣美術展覽會」、「台陽展」、「臺灣文藝聯盟」及「臺灣新文學」等等,如雨後春筍般相繼出現,這些藝文創作者在臺日兩地更有不少亮眼的表現。

臺灣博覽會

1935年,為了展示統治臺灣40年的成果,臺灣總督府與民間仕紳、店家共同舉辦「始政四十週年記念臺灣博覽會」。總督府期待以臺灣成為殖民地施政的成功範本,透過展示不僅僅表現日本政府的殖民治理能力,亦有利吸引日本內地與國外資本前來投資。

臺灣博覽會以臺北市為主展場,其他縣市則設有分館。臺北市有三大會場、一分會場。第一會場設置於臺北公會堂周邊,佔地1萬3,000坪,主題為臺灣產業(土木交通、糖、礦、林業等),與滿州、朝鮮的介紹;第二會場位於新公園佔地2萬4,000坪,介紹殖民以來臺灣的社會文化發展,與日本本土情況。第三會場坐落草山溫泉一帶設有觀光館,是宣傳本地觀光的重要設施;佔地4,000坪充滿「南洋風味」的大稻埕分會場,則展示日本南進政策的現況與未來目標。

蓬勃的文化活動

日治時期的臺灣,接觸了不少新觀念新事物,進而帶動文化活動的蓬勃成長,民間祭典、棒球、相撲及賽馬等等休閒活動多元發展,再加上「有用學術」的教育概念之下,推動圖畫、音樂、教育等文化藝術,各式各樣的活動如「臺灣美術展覽會」、「台陽展」、「臺灣文藝聯盟」及「臺灣新文學」等等,如雨後春筍般相繼出現,這些藝文創作者在臺日兩地更有不少亮眼的表現。

 

戰時的臺灣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臺灣雖尚未正式受到戰火波及,但將臺灣視為內地延伸的日本政府,已開始要求臺灣人民進行戰爭準備。隨著戰事升溫,從學校到鄰里、不分男女老幼動員起來,從因應空襲的防空消防演習開始,到後勤物資的募集,最後招募人民赴前線作戰,臺灣社會逐步陷入動盪不安的戰事中。

大規模的防空消防演習

日本政府意識到若太平洋戰爭開啟,臺灣身為戰線最前端的重要軍事地位,必定將受到戰火波及,故「消防組」改制為「消防團」,並結合由街坊鄰里組織的「鄰組」力量,開始積極動員地方基層力量,於各地舉行防空消防演習,因應未來可能發生的空襲事件。

資助前線作戰

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派駐百萬軍隊前往海外各地,連年征戰耗費巨大軍費,為此,日本政府頒布《國家總動員法》,明訂戰爭時期所有人員與物資必須納入國家的行政統籌規劃。在政策宣導與社會氣氛下,臺灣開始推行民間的「獻納活動」,由民眾提供錢財資助日本建造軍機、軍艦,同時,部分社會團體也投入後勤支援活動,如「愛國婦女會」的臺灣支部,除了提供財物資助日本作戰外,也進行準備軍糧、製作前線慰問袋、縫製衣物等支援工作。

社會開始戰備訓練

作為日本內地的延伸,處於戰火第一線的的臺灣,隨著盟軍的大反攻,戰事瀰漫著「決戰大臺灣」的戰鬥意識。當時除了青年人組成「青年團」進行戰爭操演外,學校教育的內容也有大幅度變化,與軍事相關的課程,成為學校的「必修科目」,學生開始進行作戰訓練。最後,在《義勇兵役法》發布下,全國適齡男女都編成國民兵組織,女性也要拿起武器,準備應戰。

招募臺灣人民赴前線作戰

在「皇民化」運動及戰爭氣氛的影響下,臺灣社會也曾多次為日軍舉行遊行慶祝。隨著戰事吃緊,日本政府需要補充兵員,於1942年起開始在臺招募「陸軍特別志願兵」及「海軍特別志願兵」,大量臺灣青年前往應徵,到了戰爭末期,於1945年在臺灣全面實施徵兵制度。據日本厚生省統計,截至日本戰敗為止,臺灣共有207,183人投入前線作戰,其中死亡人數為30,304人。

 

空襲下的臺灣

二戰後期,同盟軍的戰線正式延燒至臺灣。1944年10月12日爆發「臺灣沖航空戰」,短短五天內,在臺灣上空美日雙方共發生4,320餘架次的空戰,並開始大規模轟炸臺灣各地,這樣的空襲慘況一直持續到1945年二戰結束。根據「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的統計報告,截至1945年8月10日止,臺灣空襲死亡人數5,582人,受傷8,760人,房屋全毀45,340棟,超過30萬人無家可歸,而實際數字可能遠大於此。

 

戰後的臺灣

二戰結束後,陳儀及國府軍來臺接管。此時臺灣人民歷經戰爭苦難,期待「祖國」的接管可以為臺灣帶來嶄新的局面,但事與願違,國府軍治理下的臺灣,物價飆漲、文化落差及治理方式背離法治等等社會衝突不斷擴大,1947年2月27日天馬茶房的緝菸事件成了導火線,引爆二二八事件,而後國民政府撤遷來臺,1949年頒布戒嚴令,臺灣社會在大時代的動盪中,又呈現另一種光景。

「光復」臺灣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10月17日,國府軍第70軍從基隆首批登陸臺灣,10月25日,中國戰區臺灣省受降典禮在臺北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行,由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與臺灣末代總督安藤利吉簽署「受降令」。臺灣民眾接納了官方定位的「光復」,慶祝國府軍來到,並期待戰後早日恢復秩序。

戰後的動盪與二二八事件

曾歷經日治時期繁榮的臺灣社會,無論在工業、農業或是教育上的成就皆遠遠進步於中國內地,然而在「光復」後,迎接而來的卻是比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更不堪的統治,導致臺灣本土菁英大失所望,開始批判政府。再加上農經政策不當,法幣與臺幣匯兌不公,引發糧食危機並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民怨蓄積已久下,終於在1947年二月底爆發二二八事件。

戒嚴與反共復國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國民政府以武力鎮壓臺灣,造成臺灣人民與國民政府的矛盾衝突。其後,第二次國共內戰國府軍節節戰敗,宣佈臺灣進入戒嚴時期並隨後撤遷臺灣,一時間風聲鶴唳,白色恐怖瀰漫社會。社會秩序雖然在高壓統治下逐漸恢復正常,但市景隨處可見的「反共復國」宣傳口號、「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以及對領袖的偉人化現象,恰好為那段令人不忍的年代,留下一段荒謬的印記。